王夫之与刘宗周作为晚明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在理学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由于二人思想内容的特殊时代背景,对二人心性论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与总结不仅有利于我们廓清二人自身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方向,也有助于对整个六百年理学思潮进行总结与整合。通过总结与比较二者思想体系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在心性论领域表面上遵循了注经传统,严格锤炼旧有的解释思路与概念中蕴含的张力,但实际上在思想内核处颇有脱离传统之处,这就导致了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上有一定的不和谐。最典型的便是其以“欺凌”解释“自欺”之“欺”的做法相反地,刘宗周并未去掩盖自已的创新之处,反而尽力扩展、展示其特异之点。但无节制的嫁接、扭曲传统理脉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与传统体系的亲合力,以至于未能牵动整个传统进行转向。典型的如从“意”中分离、生造出“念”概念,导致与之相联系的实践论观点与传统的功夫次第产生了断裂与隔阂。但无论是王夫之还是刘宗周,在他们尝试向传统引入新元素的过程中,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一个不属于原有解释传统的“志”概念来作为革新的枢纽或中介,并借之将“心”、“意”等传统心性论概念进行重塑与重新定位。可以说,此一外来的“志”便是王、周二人所共同选定的理论革新的踏脚石。从他们各自对“志”概念的使用方法出发进行反推,可以发现,王夫之的理论体系在单个概念的界定上更为简洁、方便,也更符合传统,因而有利于具体命题的推演,如以“志”解“心”,以“意根心”解释“诚意”,干净利落。而刘宗周的理论体系,优势在于从总体上对各个相互缠绕、重叠的心性论概念有一种合理的定位与排列,如以“意”为“心”之主宰与定向者,“心”、“意”同属超越层次等,既提升了理论的清晰程度,又避免了重复论证。由此可以推定的是,在今天要进一步接续、复活理学的心性论传统,就必须吸取王、周二子的经验与教训,注意安排好“志”或者其它与之作用类似的中介概念的位置,尤其要在紧贴传统与自述新篇,在单个概念命题的清晰与总体体系的稳定之间取得平衡。而本文正致力于勾勒出此一可能建成的未来新体系的大致框架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