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被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它们问世之初曾被误认为是讽刺和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实际上,三部作品真正关注的是人类个体和精神的自由及权利。现代科技文明和理性的进步在给人类带来舒适和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了现代人被异化、非自由的尴尬处境,诸如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过分依赖并臣服于本该是客体的物;人与人之间冷漠、隔膜的人际关系;科学技术支持下更高效的极权统治;物质利益驱使下人的精神信仰的缺失,等等。“反乌托邦三部曲”表达的正是这种对科学、理性、信仰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从极权政治、宗教乌托邦和哲学方面揭露了乌托邦思想的荒诞性和空想性。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基础:从叔本华的直觉主义,到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自由选择”,再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短短几十年间,西方非理性主义倾向逐渐取代了对文明理性的盲目自信和绝对信仰;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斯大林独裁统治、战后冷战,共同摧毁了人类对自由、民主、正义的信仰,人与人之间原本的紧密、团结的关系也被冷漠、疏远所取代。老牌资本主义制度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未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希望,而科技革命中诞生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也逐渐暴露出其弊端,人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反乌托邦思想就是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之一。在“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影响下,更多的人开始反思现在、思考未来,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和反乌托邦电影,这类关注未来社会的反乌托邦作品已成为公认的科幻作品的重要题材之一,正在积极地为人类提供启示。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反乌托邦思想在唤醒世人、思考人类前途和人生意义的同时,也具有局限性。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人类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各种现实危机和精神困境,这既需要乌托邦为我们提供崇高的社会理想和坚定的精神信仰,也需要反乌托邦思想时时为我们敲响警钟,以便应对可能会出现的错误和危机。创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健康发展的文明观,将是人类目前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