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的利用可以概括木材产品利用和生态利用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和现实的证据表明森林的利用方式包括燃料利用、材料利用、原料利用等木材利用形式以及后期的生态利用。森林资源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双重效应，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生态环境，合理的利用森林资源使其既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是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这些利用方式的变化既是一个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同一国家也会有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角度下，森林的利用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文章从实证的角度，对世界各国人均GDP分别与森林的燃料利用、材料利用、原料利用以及生态利用两者变量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分析，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考察森林木材利用和生态利用的变化。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资源的流动性的增强，使中国的森林利用与世界森林利用处于一个相似的趋势之中，文章也利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不同时间段的人均GDP水平与森林不同利用方式变量之间的关系。文章同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利用阶段变化比较，对森林资源丰富国家和森林资源稀缺国家的森林利用阶段变化比较，对中国的森林利用提供启示。我国当前的森林发挥以生态利用为主的发展道路，未来长期的生态利用型式所涉及的投入和产出更应该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以此将森林资源合理的木材利用和生态利用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森林资源利用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燃料利用消费比例与人均GDP是负相关的关系;材料利用比例也与人均GDP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原料利用比例是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不断增长的，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森林资源木材利用由燃料利用到材料利用再到原料利用的转变，是逐渐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化。森林资源利用受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逐渐减小。同时森林的生态利用与人均GDP的正相关关系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由资本和技术带来的森林木材利用的效率的提高以及农业部门的粮食单产水平的提升。　　中国森林的燃料利用与材料利用、材料利用与原料利用、原料利用与生态利用的收入临界点分别为1666美元、3000美元、3723美元，发达国家的森林利用变化阶段收入临界点分别为3678美元、4784美元、15499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森林利用变化阶段收入临界点分别为3087美元、9348美元、12202美元。中国森林利用阶段变化体现了与发展中国家相一致的一面即森林燃料利用向材料利用和原料利用转变的速度低于高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同时在森林木材利用向生态利用的转变速度方面，与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比较，我国森林利用变化速度较快;同时中国森林利用阶段变化也体现了与发达国家相一致的一面，即在收入水平的递增基础上逐步实现森林由燃料利用向材料利用、材料利用向原料利用、原料利用向生态利用的转化。　　尽管我国的森林资源以生态保护为主，但人口红利的存在使得劳动密集型的资源利用形式和产品形式在生产和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具备了与无论是资源丰富国家还是资源稀缺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条件，形成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森林的生态利用仍以存量保护利用为主，以生态一级产出的形成存在，但森林的生态增量利用如森林生态旅游等利用形式形成的生态二级产出对于长期以保护为主的森林生态利用形式具有启示性的意义。所以森林生态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系在于建立将地区的经济利益与森林生态功能发挥结合起来的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