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性骚扰,一个困扰众多职场工作者的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目前在美国、欧盟以及我们台湾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制。我国对职场性骚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现有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化,职场性骚扰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现状进行研究,在“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后,我国职场性骚扰受害者仍然面临着“证明难”和“赔偿难”问题。针对职场性骚扰受害者“证明难”问题,本文主张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的同时由用人单位承担“过错推定”责任,通过肯定偷拍、偷录证据的证明力,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等措施提高证据的证明能力,同时适当降低证明标准进而缓和受害者的证明困境;针对职场性骚扰受害者“赔偿难”的问题,本文主张通过建立对主动离职受害者的赔偿、量化精神损害赔偿、建立连带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等制度给予受害者最充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