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是对“经”的补充和修正,当问题无法用常道解决时,就涉及到“权变”,但无论怎么变,皆是在“经”的范围之内,“权”依附“经”而存在。与此同时,“时”和“中”是与“权”相关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行权”过程中,“权”是方法,“时”是条件,而“中”则是目的。“权”“时”“中”也是本文的核心观念。“行权”思想是儒家重要思想之一,其最富思辨力又难以准确把握,故而儒家不轻易许权,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经”的正统地位。公羊学中的“行权”思想在整个儒家“权”说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公羊传》系统论述“行权”思想之后,董仲舒、何休将其大力发展,丰富其理论内涵。魏晋以后,虽公羊学被束之高阁,但“行权”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清代公羊学的复兴,也使得“行权”在某种程度上遵循公羊学的基本精神,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在指导政治改革中发挥其实用价值。清代公羊学“行权”思想的发展,有纯学术的“权变”和政治的“权变”。纯学术“权变”以赵汸为开端,赵汸直接影响了清代公羊学“行权”以学术研究为主的特色。庄存与和孔广森继承了这种学风。庄存与是为常州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学术被刘逢禄继承,刘逢禄为清代公羊学集大成者,他不仅开拓了公羊学视野,也开启了清代公羊学经世学风。龚自珍为清代公羊学政治“权变”的先声,魏源跟随其后,这种政治“权变”对晚清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但他们的“权变”已经离开公羊学“权变”之根本,为改革变法之义,背离了公羊学之家法,因此也是清代公羊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常州公羊学之外,像孔广森、陈立、廖平等人,更能遵守公羊家法,他们的“行权”观并未超越董仲舒、何休的观点,他们以注经的路数对待公羊学说,但也失去了与救亡图强相结合的思想精华,离开了晚清公羊学的主流。清代公羊学发展至康有为,康有为对其进行了大力改造,“权变”说成为其政治变法的附庸,康有为的公羊学也完全背离了公羊学之根本,是清代公羊学的回光返照,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羊学的衰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比较常州学派和常州学派之外的公羊学,常州一脉和康有为等人继承了儒学重视经世的传统,在晚清动荡的社会中,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时代的发展。陈立、廖平等人的公羊学则中规中矩,站在公羊学角度进行常规阐发,遵守公羊家法,为学术而学术,“游离于时代之外”,这或许是文人在动荡社会中明哲保身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表明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还是需要像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这样激进的公羊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