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欧美,我国散户投资者占比超过了9成。在发生证券群体性纠纷时,个体投资者基于自身的维权意识、诉讼成本等往往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局,新《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投服中心还未曾提起过代表人诉讼的相关案例。在对投服中心支持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发现,投服中心自2016年的“匹凸匹案”,开始以支持诉讼的模式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至截稿之日,投服中心支持诉讼的案例只有24起,且个案之间相互独立,支持诉讼模式应对证券群体性纠纷作用明显不足。在证券群体性纠纷中,受侵害的中小投资者提起诉讼的成本较高,且分布具有地域性,单个投资者提起的诉讼成本与预期收入相比可能不相上下,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中小投资者诉讼动力不足,代表人诉讼制度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案。在现实实践中,中小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诉讼地位相差悬殊,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投服中心提起代表人诉讼有两点优势,一是证券领域的纠纷往往具有专业性,投服中心作为投资者保护的专门机构更有利于投资者维权。二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可以极大的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审判效率。我国于2014年设立投服中心,投服中心是公司制的非营利组织,投服中心的设立符合投资者保护的立法精神,是迈向法治化的标志,而现有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存在局限,首先《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若干规定》)中第14条,在开庭审理前共同诉讼的原告必须是确定的,这种做法限缩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范围,在金融实践中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十分罕见,若规定共同诉讼原告不确定则不能提起诉讼,其结果就是不特定群体的权益难以通过代表人诉讼得到保护,笔者建议修改该冲突的规定。其次笔者在实证分析中发现,投服中心的19起诉讼案例中存在:案由集中在虚假陈述(16起)、起诉案例上海地区居多、整体诉讼案例较少等问题,期望对投服中心运行现状的分析,以及结合主要国家和地区解决群体性纠纷的经验,能为投服中心未来提起代表人诉讼提出些许建议,针对投服中心提起的代表人诉讼,笔者建议投服中心可尝试内幕交易等新案由的证券纠纷。二是可将胜诉赔偿中部分金额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投服中心的日常运行,增加其独立性。三是减免投服中心提起代表人诉讼的费用。期待制度更加完善,投服中心的“守护骑士”角色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