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傲人成绩。然这一改革成就的实现,并非完全依赖法律和金融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其中,根植于中国具体情境的一整套独特的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构成之一,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解读中国经济发展谜题的重要影响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从宗教、宗族、儒家等传统文化视角探索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文化基因因素,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支近百年才发展壮大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之轨迹的红色文化,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的文献对其关注还相当匮乏。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具体的文化情境,首次深入系统地将红色文化引入到公司财务的研究领域,旨在为洞悉中国微观经济运行之规律提供新的经验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为市场各方充分理解红色文化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直接的证据。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企业管理者的红色文化背景(共产党员身份)、微观企业的红色文化标记(企业党组织)和宏观地区的红色文化氛围(革命老区)三个维度,构建起层次分明、结构清晰、系统全面的红色文化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搭建红色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的分析框架。本研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董事长党员身份对于企业违规活动的抑制作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于缩小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的积极影响,以及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氛围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最终得到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蕴含个体层面红色文化的董事长党员身份能够抑制民营企业的违规行为。在整体上,党员身份能够显著地影响董事长的违规决策行为,即相较于非党员董事长所属民营企业,党员董事长治理下企业的违规概率更低,违规程度更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党员身份的违规抑制作用受企业注册地的法治环境、面临的业绩压力和董事长的行业身份等因素的影响:(1)董事长的党员身份能够抑制民营企业的违规行为,这一效应在法治环境较差地区的民营企业更明显;(2)业绩压力能够影响董事长党员身份发挥作用的效果,当企业面临业绩压力时,董事长更有动机粉饰公司业绩,党员身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被削弱;(3)董事长的行业身份能够正向调节党员身份积极作用的发挥,即相较于未担任行业身份的党员董事长,拥有行业身份的党员董事长更不可能作出违规决策,其所属企业的违规概率更低、违规程度更轻。最后,本研究检验了党员身份的作用机制,即董事长的党员身份通过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管理层的经营决策,进而对所属企业的违规行为产生影响。第二,蕴含公司层面红色文化的企业党组织能够缓解管理者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在整体上,相较于尚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明显更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对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因党组织负责人在企业的兼任职位、党组织的建立方式和所属行业的类别存在差异:(1)在党组织负责人由董事长兼任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一效应在由非董事长兼任党组织负责人的企业内不显著;(2)相较于源自国企改制的民营企业党组织,由民营企业自发建立的党组织对于内部薪酬差距的缓解作用更加明显;(3)民营企业党组织缓解内部薪酬差距的积极作用在传统企业显著,在高科技企业不显著。最后,本研究检验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机制,即党组织通过成员任职所属企业管理层的方式而参与薪酬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所属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第三,蕴含地区层面红色文化的革命老区能够促进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整体上,注册在革命老区的民营企业更热衷于履行社会责任,即相较于注册在非革命老区的民营企业,革命老区企业的慈善捐赠意愿通常更强、捐赠规模普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慈善捐赠效应受企业注册地的市场环境、所属行业的特征和面临的业绩压力的影响:(1)注册在市场环境较好地区的民营企业,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氛围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明显,这一效应在市场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内不明显;(2)红色文化的慈善捐赠效应因企业所属行业的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即在消费者亲近行业的民营企业,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氛围的慈善捐赠作用更明显;(3)企业面临的业绩压力能够抑制红色文化慈善作用的发挥,即当企业面临业绩压力时,红色文化的慈善效应不明显。最后,本研究检验了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的作用机制,即红色文化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经营决策作用于企业的慈善捐赠。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首次将红色文化因素引入金融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尝试从极具中国特色的“共产党员身份”、“企业党组织”和“革命老区”三个维度提炼出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主流的红色文化,并将其量化以纳入学术研究的指标体系,这不仅是中国情境下红色文化与公司财务跨学科研究的首次尝试,也为学术界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索中国市场的公司财务开辟新的思路。其次,在研究领域上,本文拓宽了“文化与金融”领域的内涵。从文化视角探究公司的财务行为由来已久,但立足于中国情境文化因素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国家、地区等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微观企业的文化因素较难被有效地测度。本研究从管理者个体特征、微观企业制度层面和宏观环境氛围三个维度提取具有相似特征的红色文化,构建起层次清晰、结构分明的度量指标体系,使得红色文化的公司治理研究更为具体。最后,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解释了正式制度尚不健全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特殊现象。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及自由的金融市场等正式制度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要素,但中国经济却在上述制度尚不完善背景下实现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其中,文化这一深层次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色文化通过直接进入企业管理者的认知、互动和决策,以及通过构建特有的社会价值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管理者的经营策略,成为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外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因素,这为理解中国等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