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贫富差距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持续扩大，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1996年更突破了0.5的水平。同时种种数据显示，香港的社会流动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两极化，家庭住户及个人收入流向「最高收入」及「最底收入」阶层，证明了香港正步向日本学者大前研—提出的M型社会。　　本文采用韦伯式的分类方法，以财富作为区分社会阶级2的要素，阐述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距离也在扩大，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日益尖锐及互生相排斥。如果一项政策越接近某个阶级的利益，亦表明了该项政策越是背离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反之亦然。结果得益者会支持政策，处于劣势的就会反对政策。所以贫富差距越大，政府政策越难平衡各阶级的利益，不满情绪也越大。在这情况下，如果人们无法运用旧有的方法改变自己的阶级现状或保障自己的阶级利益，挑战现行制度的政治活动就会越趋频繁，这就是香港政府在过往十年陷入严重管治危机的原因。　　对于如何解决香港严峻的管治危机，香港「民主派」3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论调: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有一半议席并非由民主普选产生，因此特区政府缺乏认受性，以致特区政府的管治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落实普选是解决管治危机的唯一选择。2005年年底，「民主派」坚持2007/08年落实「双普选（指香港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而否决了政制改革《第五号报告书》，虽然如此，「民主派」反而更加强调普选的重要性及迫切性。面对「民主派」的咄咄相逼，曾荫权于香港第三届行政长官选举期间承诺在任内「彻底解决普选的问题」，并将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个得到百分之六十港人支持的方案。　　中央及香港政府已无法回避巨大的「普选压力」，令《基本法》「循序渐进」的原意成了今天「一跃而蹴」的「承诺」，香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成了「民主化」的加速器。同时在全面落实普选及修改《基本法》的呼声下，行政权力将被削弱，《基本法》原本设计的「行政主导」步向溃败，政制正朝着「权力分散」的方向进发，即是出现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口中的「行政立法共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