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统治时期，御夏方略的调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元丰末期，随着永乐等重大战役的惨败，在反战派舆论的压力下，神宗被迫暂缓积极进取的对夏政策。到高太后援引司马光集团主政之初，借助“以母改子”的道德至高点，全面废止了“王安石变法”所推的“新政”，而在对夏问题上改采妥协退让的政策。第二个阶段，元祐时期，北宋对夏绥靖政策有过三个阶段的变化：先是全面弃守四寨之地转变为部分放弃，接着洮州大捷之后，对夏态度逐步强硬；最后宋夏和局破裂，浅攻政策重新得到确立。可以看到，在各种反对力量的牵制下，“元佑党人”对西夏的绥靖政策之力度和能量呈现逐步衰减直至逆向发展的趋势。第三个阶段，绍圣、元符时期，为了巩固最高权力，打击后党势力，在绍述先帝遗志的旗号下，哲宗启用了后王安石时代的“新党”人士如章惇、曾布等主持国政。在这些强硬派别的带领下，北宋的对夏政策再次进入了积极开拓的阶段，并在元符末，取得了基本控制横山、天都山一带的巨大成就。　　 制约北宋后期对夏政策走向有这样几个基本因素：一是这一时期的宋人的西夏观；二是宋人关于神宗伐夏的反思；三是制度与形势的影响，主要包括朋党轮替、台谏与宰执、边臣与中央、在朝与在野、辽国外交的影响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