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蒙古史地学研究与清代蒙古社会战略地位的变化是同步的。清朝初年，蒙古被纳入清代的边疆体系之内，清政府对蒙古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倾斜，使得蒙古社会的内部结构在清代重大变化。游牧经济被限制在固定的圈子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衰退。蒙古经济力量的下降，使得北部的俄罗斯对清朝的威胁大增。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强行进入中国，一系列边境危机使得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蒙古、研究蒙古史地学，到嘉道咸年间，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边疆，关注蒙古社会、历史、地理等，以便为清政府实施边防提供借鉴。本文第一章从战略地位、边疆危机和经世思潮的复兴等方面分析嘉道咸年间蒙古史地学兴起的背景。第二章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为研究个案，分析嘉道咸时期几部蒙古史地学研究的代表作，以此展示当时蒙古史地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嘉道咸时期，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针对当时清朝当局对蒙古知识了解甚少，以至于在外事活动中受到牵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蒙古史地学的研究之中。这一时期，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大部分论著都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注重“专门之学”，对边防、地理、吏治、典章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包含着发展军事学、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的趋向，但求治的目光多注重前代的历史经验，以总结经验为主，为清政府处理边疆事务提供借鉴。在学术的内容和方法论等方面来讲，尚未进入近代科学的轨范之内。本章第一节对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龚自珍的《蒙古图志》进行重点分析，从学术史的角度评定龚自珍在清代蒙古史地学研究史上的地位。　　清末，陷入内外交困局面的清王朝无力像往常一样保持与蒙古的传统关系。远离内地，统治薄弱的蒙古地区随着列强的入侵，特别是沙俄在北方的侵略下危机四伏，传统的边疆政策已经不能保证边疆的稳定和国家领土的完整。在这种大环境下，清廷对蒙古的政策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从传统的羁縻政策过渡到实力筹边和同化政策。蒙古史地学随着蒙古社会的转型而在学术研究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嘉道年间以经世致用为研究目的思路逐步走向研究蒙古族源、地理等专门的学术性研究思路，这既是学术向前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蒙古史地学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之后日渐走向成熟的表现，是蒙古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在学术研究上的反映。清代蒙古经历了从被纳入边疆体系内，成为清王朝的“北部长城”，到近代海防重于塞防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对蒙政策上的一系列转变，使得蒙古从原来的满蒙联合的统治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在学术领域，学者的研究不再单纯的以经世致用为研究目的，而更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对蒙古族族源等问题展开研究，逐步转向近代蒙古学这一专门的学术体系。本文第三章，从清末蒙古的战略地位的变化分析蒙古史地学在清末的转型，以光绪年间的蒙元史学研究及民国初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为个案，分析蒙古史地学在清末逐步由经世致用为研究目的逐步走向近代蒙古学这一专门学术体系的转变。　　清后期的蒙古史地学研究作为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既有同其他民族史研究相通之处，又有其自己的独到的一面。本文力图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方面，寻找清代蒙古战略地位的变化与蒙古史地学研究的发展之间的切合点。清代蒙古战略地位的变化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同步的，蒙古史地学的发展也同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同步而行。蒙古战略地位的转变决定着蒙古史地学的发展方向，而蒙古史地学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蒙古战略地位的变化。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来考察蒙古史地学的发展，能更好的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对蒙古学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内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