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求遵循“有思想的文獻，有文獻的思想史”這一學術取向，試圖通過對唐順之現存書信進行編年，梳理並解讀唐氏這樣一位學涉多面、思想博雜的歷史人物的學術思想。在第一部份“唐順之書信繫年”中，筆者以《四部叢刊》影印萬曆元年唐鶴徵純白齋刊刻的十七卷本《荊川先生文集》及民國年間唐鼎元輯錄的《荊川公佚文》為主要依據，運用傳統文獻學的考證方法，將唐氏自嘉靖十五年至嘉靖三十九年這二十六年間與友人往來的二百十六封書信逐一編年。其中一百九十五封可以明確成書時間或時間段，其餘二十一封則因線索過少，單列“贅余”一節附錄之。書信繫年工作的主要意義在於：(一)窺探唐氏在不同時段學術思想的變與不變，(二)考索唐氏與同時代學者、官員的交遊情況，(三)訂正唐氏生平的若干史實。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筆者通過唐氏與友人往來書信的細讀，證實了唐氏自嘉靖十九年歲尾奪職為民、家居近十八年之後，的確是在柄臣嚴嵩的舉薦與安排下出山的。本文第二部份則是在書信繫年的基礎上，以唐順之的“工夫論”作為切入點，進而分析其學術思想。筆者以為，唐氏“工夫論”在“向内”的維度上，主要是秉持“靜鬧無二”與“絕利一源”的觀點進行個人修養；而唐氏在“向外”的維度上則視民事、兵事等攸關百姓切身利益的政事為學者修養不可或缺的工夫。由此進一步分析唐氏在兩個維度上的“工夫論”與其文學觀、實學觀以及在出處大節上的個人選擇之間的内在聯繫。筆者以為，唐氏早歲即有志於學，文學觀與實學觀都是隨著其“工夫論”的發展而有所轉變的。在學理層面上，他認為文學與實學都是“道”的一部份；但在實際情況中，學者往往未曾“就道”便為種種博雜技藝所累。因此他一方面重視文學與實學，另一方面卻又不免輕視文學與實學。所以，唐氏的學術思想，並不像此前學界通行的觀點那樣可以單純以四十歲為界判作前後兩截。而唐氏從“學者切實工夫”的角度出發所持的對民事與兵事一貫重視的態度，則成為其在東南倭患正熾之際，不顧時評，應柄臣之薦而起的深層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