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高收入水平和生活配套设施的吸引下大量涌进城市，在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随着这些农民工队伍的日益壮大，并逐渐呈现家庭式流动的特征，其随行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国家就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公共服务提供者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个为主”原则。但这些国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很多困难，导致执行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不仅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工具理论，以外来农民工“最为满意”的城市之一，颇具典型性的广州作为个案研究，用公共政策工具理论对影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及配套政策执行不力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通过研究视角的变换，对其深层原因进一步挖掘，从中央体制设置的矛盾分析，到深入探讨中央政府—省一级政府—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纵向分层的责任分担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比，再转向其源头挖掘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利用多元化政策工具选择探索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这些对策于其他城市乃至全国都具有借鉴参考的作用，同时也将扩大该理论研究问题的领域并佐证理论的真实有效性，弥补国内在该理论上现有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