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由民间致力于传承、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事业正面临种种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传统文化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体制下传承、保护与发展形成了一个趋势。笔者认为传统文化在转变为非遗的过程中在内容和型态上除了产生了差异性之外,当地民众与非遗文化现象之间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关系。因此,随着人与文化环境之间发生变化的同时,在人与非遗文化现象之间也反复不断的产生新关系的一个脉络下,有必要来应对这一现象的实际状况。根据文献记载,剪纸习俗是13世纪以后,随着中原和江南等地域的汉族迁移而传入云南。换句话说,剪纸并非是云南本土的产物。昆明市呈贡地区的剪纸文化于2013年入选为云南省级非遗名录,名称为“呈贡剪纸”。而在昆明市内的一些剪纸习俗中,目前只有呈贡地区的剪纸入选省级非遗项目。昆明市呈贡地区的民间汉族剪纸可分为刺绣花样与彩扎。本文以呈贡地区的汉族剪纸习俗为研究对象,探讨当地民众与呈贡剪纸的互动关系。首先,探讨当地民众生活中剪纸文化的各种相关文化要素,在整个文化场域中,当地剪纸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探讨呈贡地区的剪纸文化之际,不仅要关注剪纸本身,同时要从围绕剪纸的相关文化要素来审视剪纸,并纳入当地人的主位观点进行综合思考。因此,本研究将运用认知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不仅从显性的剪纸文化习俗,而且也要从语言词汇等该文化里面所隐藏的象征性和认知世界的视角来探讨呈贡地区的剪纸文化。为了有效的讨论与该文化现象相关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有必要透过这样的探讨方式来理解其本质。其次,从呈贡剪纸作为非遗项目个案的角度,探讨其传承、保护、并发展为非遗的相关研究。将当地文化中的呈贡剪纸与入选非遗项目的呈贡剪纸的内容互相进行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性,以及非遗制度给当地文化和民众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经常会以人的观点为主体来看待物,认为物就是被人赋予一些象征意义的符号和表象,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被固定的。但是,相反的以物的观点为主体来看待物,随着围绕物的环境不同,物存在的意义会发生变化,与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物,便能够看到其本来的样貌以及由于环境的不同,物的动态性的发展。本研究使用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以人为主体来审视呈贡剪纸,反映制作者心里的愿望和使用者的精神世界所呈现的象征和表象。二是以物为主体来审视呈贡剪纸,由于剪纸的存在,人们会减轻劳动强度,表达自己心里的愿望和对信仰笃实的态度,与祖先和神交流,顺畅舒适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彩扎类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有所忌讳,但是在丧葬与祭祀等活动中却是必需的。如此看来,依照剪纸的观点以及围绕剪纸环境的不同,剪纸的存在意义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其形式和物质即使有变化,剪纸还是反复地出现在人的面前,这就是人与剪纸的密切关系,无论在哪个情境下,也只有这个关系的事实不会改变。目前呈贡剪纸作为当地文化的剪纸与非遗项目的剪纸其内容不同。呈贡剪纸也由于没有继承人的原因等,只有透过民间的努力来保护当地剪纸文化遇到了困境,之后以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活动成为主流的趋势。而利用非遗制度来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则需要把握这两者的性质和内容的不同方面。其实,呈贡民众对非遗的概念和制度的认知还不普遍,看起来呈贡民众和剪纸艺人还没发现他们当地的剪纸文化的价值。为了让当地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保护、发展,并带动地区经济和吸引游客,最重要的应该是以当地的民众为主体,与官方协力保留当地的传统文化。因此,有必要让当地民众以及剪纸艺人重新理解当地的剪纸文化习俗,挖掘其魅力和价值,提高他们的文化自觉与传承、保护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