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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以中原农耕民族为主体与周边游牧民族不断融合的民族融合史，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体现在其生业模式的转变上，尤其是游牧民族在受到农耕民族的影响后转变自己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业模式，转而接受农耕民族的农业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大潮中的主流。而拓拔鲜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潮流中的重要一环，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探索拓拔鲜卑先民生业模式的转变以及农耕经济对其的影响，对于揭示其汉化过程、了解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对此的相关探索只是立足于考古和文献的相关研究，而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先民的食物结构重建，不仅可以反映当时当地的环境、气候以及植被等方面的信息，并且还能够反映它们的生业模式及其转变等许多方面的信息，因此通过对拓跋鲜卑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的重建，对于探讨以上学术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拓跋鲜卑兴起于两汉之际，因此对于这段时间黄河流域农耕汉民族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的重建是我们对拓跋鲜卑进行古食谱分析的基础和参照。本文先对两汉时期的关中地区汉民族的官道、光明和机场墓地出土动物和人进行了C、N、S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期了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融合主体的汉民族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两汉时期汉民族的δ13C平均值为-11.3±1.1‰，表明先民食物来源主要来自C4类粟作农业，兼有少量的C3类作物如稻、麦等;δ15N值变化范围较大，从7.1‰到12.5‰，说明人的肉食来源差别较大，西汉时期先民的δ15N平均值达11.0±0.8‰，表明其摄取了较多的肉食资源，可能来自于关中地区较发达的家庭畜牧业，而东汉时期多数先民的δ15N值低于9‰，其平均值为9.0±0.9‰，说明他们的肉食来源较少。总体上两汉时期先民具有较高的δ15N平均值（9.5±1.1‰），说明肉食资源在关中地区两汉先民的食物结构中有重要的地位。动物和人的δ34S平均值分别为5.3±0.4‰和5.6±0.6‰，说明其食物来源主要来自于陆生系统。
对早期拓跋鲜卑扎赉诺尔、团结和东乌珠尔墓地，中期三道湾和叭沟墓地，晚期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的动物和人骨骼进行了C、N、S稳定同位素分析来重建拓跋鲜卑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
早期拓跋鲜卑随葬动物样品的δ13C平均值为-18.6±0.7‰，δ15N平均值为6.3±1.0‰，表明它们属于陆生食草类动物，主要以C3植物为食。人的δ13C平均值为-12.7±0.9‰，表明人的食物来源兼有C3和C4类;δ15N平均值为10.5±0.7‰，表明人摄取了较多的肉食资源。人和动物的δ13C平均值差异约为6‰，远大于C同位素沿营养级上升的富集水平，表明人并非以这些动物为食物来源;人和动物的δ15N平均值差异约为4.2‰，表明人的营养级水平较高。动物和人的δ34S平均值分别为5.5±0.4‰和5.5±0.6‰，表明其食物来源均来自于陆生系统。
中期拓跋鲜卑墓地出土的羊和马的δ13C值分别为-17.5‰和-19.4‰，表明这两种动物主要以C3类植物为食。所有人骨样品的δ13C平均值为-14.7±0.8‰,表明总体上先民的食物中兼具C3类和C4类，δ15N平均值为12.0±0.9‰，表明先民的食物结构中动物蛋白占据主要的地位。人与动物的δ15N值差距较大(6.6‰)，高于N同位素沿营养级上升的富集值，表明先民在食物链中的营养级很高，进一步显示出先民的食物中包含了大量的动物类资源，暗示着畜牧经济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晚期拓跋鲜卑动物的δ13C值范围为-19.2‰到-8.6‰（-15.0±3.2‰），其值的分布范围较广，说明动物的食物来源差异较大，大部分动物食物来源于C3类食物或以C3和C4混合食物为主，但是值得注意是，也有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以C4类食物为主。人的δ13C平均值为-9.0±0.7‰，表明先民食谱以C4类食物为主，人的δ15N落于7.1‰～10.8‰范围之类，分布比较分散，表明先民食物结构中在肉食资源的获取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δ15N值小于9‰的有16个样品，占样品总量的44％，表明近半数的先民的食物结构以C4类植物食物为主。总体上人的δ15N平均值为9.0±0.8‰，并且与食草类动物的δ15N平均值差异约为3‰，落于N同位素沿营养级上升的富集水平，这表明肉食资源是先民食物结构中蛋白质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特殊个体外，动物和先民的δ34S均值为6.3±1.4‰和5.8±0.8‰，表明其食物均来源于陆生系统。
对比拓跋鲜卑不同时期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从早期和中期的所有动物较低的δ13C值表明其主要依赖C3类食物。然而，到了后期，多数动物可能受到了粟作农业的影响，具有较高的δ13C值，表明其食物结构中C4类食物比例较大;从早期到晚期，人类的δ13C值先略有下降，然后急剧增加。早期和中期人的δ13C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在这两个时期的拓跋先民具有相似的食物结构。然而，中期和晚期人的δ13C值之间的显着性差异，这表明人的食物结构从早期的C3和C4混合食物结构转变到以C4类食物为主，这可能来自于C4类作物如粟、黍等，或是来自于以这些作物及副产品喂养的家畜;从早期到晚期，人的δ15N值也在发生变化，变化趋势为从早期、中期到晚期，人的δ15N值先略有上升，然后急剧下降。人从早期到中期的δ15N值略有增加，表明中期拓跋鲜卑比早期获取了较多的肉类资源。中期和晚期拓跋先民的δ15N值具有显著差异。明显较低的δ15N值表明，晚期拓跋鲜卑的肉食资源比以前明显减少，肉类蛋白在食物结构中占据的比例明显减低，而这很可能是因为受到北方农耕民族C4粟作农业经济的影响，导致C4植物类食物或以其为食物的家畜提供的肉类蛋白在人的食物结构中开始占据较重要的地位。
拓跋鲜卑和慕容鲜卑对比分析表明二者具有不同的汉化之路，拓跋鲜卑的汉化之路较为艰难，而慕容鲜卑的汉化速度较快，程度较高;拓跋鲜卑和汉民族对比分析表明关中地区汉民族具有和北方部分少数民族不同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汉民族以C4粟类作物为主，尤其是东汉时期肉食摄取比例很低，通过不同时期拓跋鲜卑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对比发现，其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明显受到了汉民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转变。这也体现了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汉化和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稳定同位素重建拓跋鲜卑古食谱以及生业模式及其转变，可以很好揭示游牧民族生业模式转变和汉化轨迹，为我们探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以及不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