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文化的一种张力结构，在历史时空中文学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造型”。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正是在对文学与文化之关系的这种理解之上展开的，他认为社会行为往往无形中“根植于公众意义系统”，而文学作品“以它们的本质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相似的根植性”；“文化诗学”作为阐释者，必须更加敏感地去把握这一事实的结果，“对社会存在之于文学文本世界以及文学世界中的社会存在实行双向调查”。“文化诗学”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看成一种文化文本，主张在这种文本的阐释中理解“文化中的文学与社会个性是如何形成的”。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呈现出一种由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移的价值取向。格林布拉特在颠覆文学与文化的传统边界的同时，忽略了“文学”的独特性与本体性。“真实性”与“审美性”是文学得以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从对文学的真实性与审美性这两个维度的阐释上来看，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所带来的冲击或造成的困境表现在：一方面，他将文学的真实性几乎等同于文化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他试图从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话语中挖掘出一种审美性能量。如果文学因此而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属性，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模糊的存在。文学文本有可能无法在本质意义上区别于其他文化文本，文学也可能因此无从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