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价值、观念、规则、利益等所达成的共同性认识,或者对歧见或冲突进行协调后所达成的一致看法或实现的平衡状态。澄清共识与认同、常识、社会意识、普世价值等概念的异同是展开社会共识论研究的基础,关乎研究的问题域和研究方法。这其中尤其重要、却又往往被忽视的是共识与认同的关系。共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包含认同的内容,并且在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但认同更多地涉及到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独立于“自我”的外在的、他人的意志,并且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和对立的基础上,实现某种共同性。而共识则更多地涉及到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是以交往实践的方式探求外部世界的规律,从而把握社会历史现象,在价值选择和价值构建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高于认同。从思想史来看,无论是西方思想家或从城邦、宗教、社群、精神“共同体”的视野下探讨共识问题,或是在契约论中蕴含共识的达成,亦或是在解释学的框架下涉及到理解的共识,还是在中国思想家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大一统”的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共识思想,都内在地包含了共识的可能性。而马克思则不仅仅将共识看作是思想上的共同认识,他更多地强调共识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在全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矛盾冲突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虚幻的共同体”中共识的虚假性,认为只有在未来建立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冲突、实现真正共识,这些都成为社会共识论研究的丰富理论资源。社会共识论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共识存在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出发,人的社会性和多元性存在,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分歧与歧见的存在使社会共识成为必要。同时,人的社会性存在又构成社会共识之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可知论信念构成社会共识之可能的认识论基础,而公共价值的存在是社会共识之可能的价值论基础。从社会共识的功能来看,它不仅在个人层面发挥内群感知功能、身份认同功能和规范导引功能,也在社会层面上发挥社会整合、矛盾化解和目标导向功能。当然,也有极端多元论、冲突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社会共识的前提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追求共识就是追求同一性,会破坏多元,质疑共识能否维护社会秩序、能否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他们对根本利益与根本价值的冲突能否达成共识也持怀疑态度。还质疑投票、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等共识方式的有效性。虽然这些质疑角度各异,但他们的一个共同前提是把共识看作同一、全体一致,而忽略了共识的“度”的特性。而事实上,共识在达成过程中具有量的限度、幅度、程度和范围等外在规定,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共识度。“共识度”这一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和诠释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共识问题,从而在同一与多元、一致与歧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共识度受到共识主体、客体与中介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到共识实现机制中,从共识意愿的产生、共识目标的确定、共识手段的选择到最终共识结果的实现与评价的整个过程,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落脚到中国社会共识问题,从在不同层面要求不同的共识度这一基本原则出发,需要在主体维度培育现代公民,在中介维度构建多元共识方式,以期最终实现“中国梦”的利益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识、“四个自信”的思想意识共识,在全社会获得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往往并不一定是高度共识的社会。研究现代社会中的共识问题,并非否定和排斥多元及差异,相反,是在承认人们利益、价值、信仰等多元的基础上,在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求得不同的共识度,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中构建合理的社会共识状态,一步步接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¹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