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以要素和资本投入为驱动的促增长方式受到挑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尽管我国信贷规模的增速依旧较快,但不可忽视存在实体经济产出被挤出的情况。信贷资金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厘清信贷资金规模的变化之于实体经济产出变化的影响,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全国各个地区的观察表明,信贷增长、资本错配和实体经济产出之间存在明显联系,资本错配更是在信贷增长影响实体经济产出的路径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已有文献多从信贷发展角度出发研究其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关系,且研究结论不一,更遑论以资本错配为中介变量,探究信贷规模增长与实体经济产出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这一问题攸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加强信贷政策指引,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环境。鉴于此,本文分别利用2005-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2013年共328,266条年度数据和我国制造业内2470家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这三类样本数据,在信贷规模增长与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响关系之间加入对资本错配的考量,深究资本错配在两者之间的关键作用。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于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永续盘存法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测算资本错配指数,结果发现我国不同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错配情况,相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因为各项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以及资金利用技术相对成熟,资本错配程度相对较轻。第二,信贷规模的增长确实会对实体经济产出水平的提升产生挤出效应,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越快,越不利于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与以往文献侧重于信贷增长通过资本积累效应和技术进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不同,本文认为信贷增长的同时带来资本错配程度的加剧,最终导致实体经济产出的下降。第三,资本错配是信贷增长挤出实体经济产出的中介变量,信贷增长加剧资本错配、资本错配加剧又导致实体经济产出下降。信贷增长加剧资本错配的主要作用路径为内生的金融摩擦和外生的政府干预,金融摩擦会带来部分机构的过度投资、生产率低的领域获得大量资金和金融部门侵蚀实体部门的发展,政府干预则主要导致预算软约束和所有制歧视;资本错配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发展主要是通过国企与私企资金获取不均、影响企业规模分布和贸易活动的渠道。第四,尽管省际层面和企业层面信贷规模增长、资本错配和实体经济产出三者关系总体上保持一致,但各主要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有细微差别。一方面,企业产出受到信贷资金影响的程度相较于省份更深,另一方面,省际层面的信贷资金流向非常复杂,相较于企业层面,信贷规模的增长更易加剧资本错配程度。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为: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信贷增长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忽视其间作用机制,本文引入了资本错配,刻画了信贷规模增长、资本错配程度与实体经济产出三者的传导路径,力求为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不足之处为:受到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省际层面数据跨度为2005-2017年共13年数据,可能难以从更长期角度说明信贷规模增长与实体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跨度为2005-2013年,缺失近几年的数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时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