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研究，即研究元代的唐诗接受状况，其核心是研究元人唐诗观念的流变。 二十世纪初，陈垣先生在考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指出，元代“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遗憾的是，此说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对于元代学术文化，包括诗歌创作、诗学理论的探讨与重新评价，始有长足的进展。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元代唐诗学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唐诗学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实不容忽视。它上承宋、金传统，下开明代风气，既是由宋返唐的通道，也是自唐入明的门户，是唐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是历史上第一个“举世宗唐”的时代，出现了一批唐诗学史上的重要诗论家和诗论著作。“宗唐”不仅是元代通行的诗学观念，也对当时的创作风气有深远的影响。系统、深入地考察元代唐诗观念的形成、演变，对于元代诗歌、诗学研究，对于整个唐诗学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元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有其特殊性。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汉化政策之推行与理学之传播对元代唐诗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元代唐诗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时段性特征，其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以北方、江浙、江西三地为中心，形成了颇具影响的三大文化圈。各文化圈在唐诗观念上，虽皆以唐为宗，但“宗唐”的角度、目的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了宗唐的不同派别。这种地域性在元初表现尤为突出。 元初北方以郝经、王恽、刘因等理学家为代表，形成“宗唐教化派”，他们“宗唐”有着浓厚的儒家诗教色彩。江浙以戴表元、牟巘、赵孟頫、仇远等诗人为代表，更多地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推崇唐诗的艺术风范，内重其风骨、性情，外循其声律、辞章，形成“宗唐格调派"。此二派为元初唐诗学之主流。江西文士，大多既承“江西诗派”之余绪，又受“宗唐得古”时风的影响，徘徊于唐、宋之间，欲调合唐诗宋调，形成了“折衷唐宋派”。另外，元初还出现了尊己、重情、尚真，颇具性灵意味的诗学思潮，在唐诗的接受上表现为“宗唐”与“师心”之结合，是为“宗唐性灵派”。随着三地文化的相互交渗，宗唐诸派也不断地发生分化与整合，其间的分合起伏，构成了元代唐诗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元代唐诗学的时段性则通过其形成、鼎盛、蜕变三个相互连贯而又各自独立的环节体现出来。 形成期为中统、至元时期，这一时期，宗唐诸派形成，宗唐风气兴起。 鼎盛期为大德、延枯、天历时期，此间，南、北之学充分交融，理学、文学趋于融合，诗学观念、诗歌创作均笼罩在浓厚的“宗唐”风气之下，唐诗学达于鼎盛。宗唐之“教化派”与“格调派”合为“宗唐雅正”之倡，以袁确、虞集、范柠、揭溪斯、杨载、欧阳玄等京华文臣为代表，一以唐为宗，一以雅正为归，演为诗学之大潮。另外，“折衷唐宋派”、“宗唐性灵派”，仍旧本于各自的立场，对唐诗的解读，颇有逸出主流诗学之外的一些新见。 蜕变期为元统、至正时期，随着世乱俗衰，唐诗观念、诗学风气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东南杨维祯、顾瑛、倪珊为代表的“宗唐性灵派”大为风行，大放异彩，傅若金、戴良等犹倡“雅正”，成为“宗唐雅正”之音的结响。 除了从地域、时段的角度，清理元代唐诗学的发展脉络外，还对元代几部重要的唐诗学著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元初方回的《碱奎律髓》是江西诗派的结晶之作，其唐诗学思想是对整个江西诗派唐诗观念的总结。元中期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是第一部系统地为唐诗人立传的著作，可视为唐代诗歌发展史的雏形。元末杨士弘的《唐音》是唐诗学史上第一部以盛唐为宗主的唐诗选本，既是元人唐诗观念的总结，更是明代唐诗学的重要源头。此外，元代诗法著作大盛，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唐诗学的发展趋向。专题的研究，意在对元人的唐诗观念作出更为深入的剖析。 最后，通过辨析元人的“唐诗史观”、“正变观”及“性情观”，以期进一步突显元代唐诗学的特点及其在唐诗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