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正在影响着全球气候。根据观测,全球的平均气温和海温都在持续升高,并由此导致大范围的积雪和冰融化,气候系统变暖是毋庸置疑的。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是各国都要面临的共同任务之一,各国在气候保护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中国在国际上所面临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为了在世界气候保护格局中争取国家地位,必须加强气候保护的对策研究。　　 本文先介绍了气候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气候经济学的理论与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动力学模型,技术模型等比较后认为CGE模型是研究部门之间气候保护的最佳选择。建立一个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递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用于分析在中国实施温室气体控制政策的代价。模型总计包括42个部门(其中4个能源部门),基础经济数据由200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的社会核算矩阵(SAM)校准参数。其中静态模型在薛俊波(2006),朱艳鑫(2007),孙翊(2009)的静态CGE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能源需求,能源税收等变量；动态过程通过比较SGM与EPPA模型的动态功能以及在气候经济学上的优势与局限,引入能源强度变量得到的递推动态过程；在情景假设的过程中创新性的应用最优化模型进行部门间的减排分配,以达到对经济的影响最小。根据不同的能源政策模拟需要,CGE模型可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模型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结构,并结合中国经济与能源的发展特征,建立中国环境CGE模型体系,创新性地将能源需求在模型中内生化。中国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静态模块共包括1019个方程及1696个变量。其在模拟短期内能够显现效果的政策上尤佳,因此对税收的模拟就通过本模块计算在第四章中模拟征收碳税。　　 第二,最优化模块。目前国内外CGE模型在温室气体减排研究中主要是通过情景假设来实现的,情景假设虽然在政策模型中使用广泛,但当运用到部门层次时却存在缺陷。这是因为各种假设在部门间的区别并不明显,这在不同部门的能源结构及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区别很大的状况下并不能得到最优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将一个国家层面的总体政策在部门之间进行分配。本文设计分配模式通过最优化模型实现,其目标是GDP的变化量最小,限制约束包括部门生产、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等。本模型通过最优化模块计算了在2007年的经济结构下我国的减排分配问题,同时也与其他不同方案下的部门与国家减排成本进行比较。　　 第三,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动态CGE模型的实现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递推动态均衡方法,二是跨期动态模型。通过对上述两种实现方式进行比较,确定了在环境CGE中使用递推动态模型。其中递推动态过程是比较SGM与EPPA模型的优缺点后建立的,动态实现通过能源强度的递推及资本GDP的递推实现。本文在第六章中通过动态递推计算了中国到2020年各个部门的能源消费量,虽然许多学者曾对中国能源消费进行过预测,但是却不能给出分部门的能源消费量,本文建立的动态CGE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上述模块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碳税当达到国际上的中等水平(200元每吨标准煤)时,可以有效的减排温室气体,并能够间接的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能源价格的提高是一种有效的减排温室气体方案,减排成本为105.45元/吨二氧化碳；能源效率的提高可以在减少能源的使用量,成本为378.69元/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要比提高能源价格高；第三,通过优化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得出,在不影响我国的GDP的条件下,中国在2007年的水平上最多减排4％。第四,本文在动态CGE中假设能源强度降低,预测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将达到50.57亿吨标准煤,并对各部门的能源消费量进行了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