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府管理技术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省政府是抗战时期建制最完整、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政府,其行政现代化过程具有典型的样本意义。在这期间,四川省政治中央化逐步完成,军阀统治的防区制被废除,现代行政组织逐步健全,政府职能渐次扩展,人事与财务管理日趋制度化,行政管理技术不断改进。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1935年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在“组织与职、能”、“人事与制度”、“文本与实际”、“决策与制约”等方面的变化过程,关注政府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及其成因,以探究政府行政现代化的曲折进程及其绩效与制约四川省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与川政统一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是要改变割裂、落后的行政实况,成为真正的“民族复兴根据地”。通过省府内部机构设置与基层行政网络建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加强,同时现代型政府的服务职能也逐步扩展。规范性的人事制度虽然建立,行政人员的素质与行政技能也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政治派系的干扰与传统用人制度的积习。经过统一与整理后的财务制度逐步规范,但因为非生产性支出过多导致地方建设缓慢;财权与事权的分离破坏了财政制度的完整性;过度动员则进一步过重了人民负担,降低了政府的经济绩效。合署办公与公文改良促进了政府内部运转的效率。通过比较政府在粮食问题与田赋征实上不同的应对,表明随着行政变革的推广与深入,四川省政府的行政实效也相应提高。省府主席张群开明的行政思想及其与临时参议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在顺利地完成支援抗战任务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行政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认为,现代化趋向是1935声到1945年间四川省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但由于政治利益博弈、异质的行政风格、行政监督的缺位、特殊的战时体制以及国民党弱势“统治型执政党”的执政模式等因素,使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受到了制约和阻碍。四川省行政现代化的变革,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与试错机会:以张群为首的省政府与民意机关之间的良好互动,给政府与社会的融合提供了实验性的有用经验;滞后的制度建设与低下的经济绩效无法满足基于抗战而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加重了民众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引发政府权威资源的流失,导致政治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