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思考,是连接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纽带之一。本文通过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历史源流的探悉,发现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大致包括两个源头:以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制度为基础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展现了一种可供借鉴的“类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所形成的公民精神在马克思勾勒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得到了回应,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邦生活在社会全体成员中的展开;中世纪发蒙直至工业革命时期基本成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对此作了开创性总结的黑格尔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源泉,是马克思理论批判与借鉴的直接源头。在《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与现实的物质利益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政治冲突的背后并非伦理的欠缺而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抗。通过在克罗茨纳赫对世界历史尤其是各国政治史的研究并借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原则,在此原则下展开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法哲学的,政治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三重批判,拓展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随着批判的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开始把自己的工作场域逐渐地转移到政治经济学,借助经济学的视角,马克思发现生产关系对市民社会的各种关系都有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任何社会都保持着这种决定关系。在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与社会是统一性内部的异化,官僚阶层,社会成员,人的本质在市民社会呈现出全面地异化。异化源自社会本身,因此异化的复归也只有通过社会自身加以克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同时也创造了这种制度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终将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然,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必须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能最终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将是实现劳动社会化的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还从特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中进一步地抽象出其中的最具决定性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并以之指代一切的市民社会,从而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并最终实现了市民社会理论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