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非法集资行为也纷至沓来,为了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设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随后,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若干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中,又进一步优化了该罪的相关规定。然而,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我们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规定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不能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首先,在“口袋罪”立法模式下该罪泛罪化问题突出,“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简单罪状的设置使得该罪的外沿不够明确。其次,相关边界不够清晰,未明确“公众”的范围和“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具体内涵,对“存款”的解释模糊且存在类推解释的情况,这就导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条确定性不够,司法机关无法严格按照法条来认定犯罪。再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构成要件中缺少对吸收存款主观目的的规定,入罪的金额、吸收存款对象人数的规定偏低,导致该罪的入罪门槛偏低。最后,该罪在刑罚设置方面也存在一定瑕疵,“重刑罚轻挽损”的倾向明显,有期徒刑处罚偏重,缺少资格刑的设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失衡,打击效果不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虽是我国刑法独有的罪名,但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也同样存在着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刑罚内容,在对比考察德国、英国、日本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立法完善建议。首先,要转变刑事立法理念,打破传统金融市场垄断主义思想枷锁,转变为切实考虑融资出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变简单罪状为叙明罪状,使得刑法对该罪的规定更详细。其次,明确相关概念,统一认定标准,理清“公众”的范围,合理解释“存款”,明定“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概念。再次,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经营”这一主观要素纳入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入罪金额、吸收存款人数的标准,提高本罪的入罪门槛,建立分层递进的治理体系。最后,要完善量刑规定,科学设定量刑标准,尝试设置资格刑,对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设定同等的刑罚追诉标准,使量刑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