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他在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指出“文明”是后冷战时代冲突的根源。他把世界文明划分为八大类，并且认为未来世界冲突将发生在八大文明之间，特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此外，他也指出儒教文明可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将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共同挑战西方基督教文明。其后，他又发表了其他几部论著，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和发挥，形成了在美国乃至国际政治学理论界与舆论界引起激烈争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这场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参与程度之热烈，在学术史上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中国学术界对“文明冲突论”的论争和回应，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这场争论的重要一环。中国学者在这场学术争论中阐发了自己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冲突与挑战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既有争锋相对的辩难，又不乏认真审慎的思考；既有积极的成果，又不乏值得商榷之处。对于这场延续近十余年的参与国际学术论争的重要学术事件，国内学术界还少有人对其进行了从始至终的系统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对于这个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突出事件，需要认真地加以反思，不可随着这场讨论的渐渐淡出，而不了了之。本文把中国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事件加以考察，旨在厘清中国学者对于“文明冲突论”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归纳这场论争的基本特征，辨析其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贡献及其缺失，并从中发现可资借鉴的启示。这对于了解“文明冲突论”的“中国回应”，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促进学术讨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地梳理了中国学术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回应，集中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文明冲突论”最有争议的几个方面的态度。第一，关于文明的定义、文明的划分；第二，关于文明和文化问题以及在民族、国家、宗教问题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第三，以中国为核心的儒教文明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第四，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冲突还是融合；第五，伊斯兰文明是否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第六，日本文明能否与儒教文明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