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现实政治生活中却呈现出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种种失范状态，矛盾的局面使得如何规范公民政治参与行为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社会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便有了现实意义。研究基于全国性权威的问卷调查数据CGSS2010，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选取公民政治态度主要的两个方面:政治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为自变量，而以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为因变量，另外选取人口学变量与社会态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与验证性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结合回归分析的结果，为规范现时期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一些理论支持与对策建议。　　通过政治信任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现时期中国公民政治信任水平普遍较高。分析结果表明公民无论是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军队等机构的信任程度均呈现出较高的水平，而且还验证了“差序格局”的政治信任结构在中国真实存在。此外，通过对政治效能感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发现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水平较低，即表明公民认为无论是自身政治参与对政治体系的影响程度，还是政治体系对其政治参与作出的回应程度都是较低的。最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也较低，较大比例的中国公民更愿意选择合规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或无心参与政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中，公民最高受教育程度对扩散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公民户口类型对扩散型与内敛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公民政治面貌仅对内敛型非制度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社会态度因素中，公民普遍信任水平仅对扩散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公民特殊信任水平与社会公平感水平均对扩散型与内敛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公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仅对扩散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对于研究主要考察的两个自变量，公民政治信任水平与外部政治效能感水平对扩散型与内敛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而内部政治效能感则对扩散型与内敛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综合上论述，表明研究之初所设立的假设也得到了部分验证与成立。　　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及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规范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如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公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提升外部政治效能感与控制内部政治效能感等等，以期规范政治参与方式，提升公民整体政治参与水平，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