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民族文化面临机遇与挑战。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曾在民族、阶级、性别等层面分析过欧洲霸权文化对东方、第三世界民族、黑人、女性的扭曲与误读，而且，全球化语境中人们普遍有文化身份的迷失感，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以一种拒斥的态度对待全球化，认为全球化便是欧洲化，尤其是美国化，是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而割断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并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文化身份包括认同与建构两个方面。认同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立场，建构则指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性。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身份包括国家、阶级、民族、种族、性别等不同层面，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中，我们特指民族、种族或国家的身份;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化身份是流动的，有时出现身份的“混杂”。无论族群还是个体，其文化身份在一定阶段表现出稳定性，这是因为人们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是得到记忆保障的。但只要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环境发生变化，与异民族文化长时间接触与碰撞，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其文化身份就会发生变异。尽管这种变异是合力长时间作用的结果，很难确定其变异发生于何时，但这种变异造成了其身份的“混杂”。身份的建构离不开“他者”，“他者”是非类我，是界定自我的参照系。“他者”与自我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自我的建构，“他者”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还要求我们以差异反对同质构造，无论东方、女性、黑人还是第三世界民族，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以共同性抹杀差异性。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是相互联系的，在认同中建构，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但人们的传统心理难以接受身份的建构与变化，认为变异是民族文化的沦丧，从而以极端的方式排斥西方文化。这种追求静止的永恒的民族族性的作法是一种极端的本土主义或极端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它是一种趋势或过程，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紧密的交流与对话，不是整一性趋同。它强调了文化资源的价值共享，不排除文化的个性与多元性。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势必导致原民族文化特质的变异甚至流失。因而，必须用一种建构的文化身份观来看待文化交流中身份的变异与发展。同时在文化交流中，还要考虑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身份的互动与影响。一方面，作者与读者文化身份的同一和差异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读者更需要在异文化身份作者的文本中认识“他者”，拓宽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也阻碍文化的交流。作者在创作的开始，会无意识的设定一个“隐在读者”，并在创作中照顾“隐在读者”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要求。此<WP=3>外，文本中存在一些空白点，需要读者去填充，文化身份不同的读者，会填充不同的内容，影响对作品的审美。此外，作者的文化身份通过文本影响读者的身份；读者的文化身份也使其对异民族文化表现出抗拒。因此，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化输出，在强化民族身份的同时应该考虑异文化身份读者的审美需求，并要特别重视身份“混杂”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由建构的文化身份观来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发展，既要反对借全球化搞文化霸权，又要利用这个机遇发展民族文化。各种文化的密切交流，必将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拓宽生存空间。同时，我们应辩证的看待民族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不能用静止的固定的目光凝视民族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其文化特质必将发生变异甚至有所流失，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不是文化的衰亡。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合理交流理论来解释，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吸收，是新文化产生的动力。我们应该解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文化的多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