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是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立法价值和立法初衷是严密法网、堵塞漏洞、不使犯罪分子逃避惩戒,这一立法符合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同时也是符合国际立法的潮流和趋势的。然而自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创设以来,众多的专家学者围绕着本罪的立法价值、构成要件、法定刑、证明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息过。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幅度及最高刑期作出了重大修改,使得本罪再次成为理论界和实务届关注的热点,也使得对本罪进一步完善的探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笔者拟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沿革入手,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本罪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巾的缺陷进行分析探讨,并对本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法理的角度和现实的情况出发,说明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现状和在司法实践巾所面临的困境。第二部分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价值进行了思考,介绍了本罪功利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和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取向。第三部分着重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犯罪主体范围过窄、财产范围规定不周延以及法定刑偏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该罪在刑事实体法上存在的缺陷。第四部分从举证责任、沉默权的角度分析了本罪在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的缺陷。第五部分通过前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缺陷分析论证的基础上,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从建立财产申报制度、设置量刑档次,增设财产刑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修改和配套制度构建的独特见解和具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