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呼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上交所和深交所逐渐在信息披露方面成为一线监管机构,创新性升级为资本市场的新晋“督导”,加之近些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所推行的信息披露直通车,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效果更加受到瞩目。然而,先前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以证监会为主体的监管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性监管如何对企业产生影响,对证券交易所发挥的非处罚性质监管效果的研究显得相对有限。同时,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减速,一方面,地方政府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企业税负的现象愈加频繁,另一方面,大量企业本身便面临着流动性不足的窘境,企业避税、偷税漏税现象越来越普遍。已有研究证实,在良好的治理机制下,管理层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会有所减少。那么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形式的一线监管政策是否会对企业税收规避产生抑制作用,则成为了一个比较有张力的讨论话题。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虽属于补充信息披露的非处罚性监管,但其在信息挖掘和监管职能等层面均能发挥效用,还能触发媒体、中介和公众的第三方监督和声誉机制的运作,从而使得公司在未来面临较高的违规成本和较低的避税收益,进而对企业下一年的税收规避程度形成抑制作用。本文立足于避税代理观,尝试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治理作用、监管职能以及声誉机制三方面建立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讨论财务报告问询函对税收规避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并选取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对象,予以实证检验。同时,将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特征进行细分,充分考察不同特征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进一步地,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行为受到复杂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影响,本文加入内部控制质量、法治水平和媒体关注度作为调节变量,以丰富财务报告问询函和企业税收规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确对企业税收规避有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上市公司,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会在下一年受到抑制;（2）具有特定细分特征的财务报告问询函（如是否需内外部专业人士发表核查意见、涉及问题数量）会对企业避税程度形成抑制作用;（3）相比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更强;（4）相比于处于法治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处于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强;（5）相比于媒体关注度较低的公司,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税收规避的抑制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公司中更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税收规避的视角检验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监管效果,丰富了问询函经济后果的研究;完善了税收规避领域中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研究视角,从新兴的监管模式——财务报告问询函入手,探寻有效减少公司避税行为的手段;对所研究的监管效果是否依赖于内外部治理环境作出进一步研究,调节变量的选取目的为探究各大内、外部治理机制如何与财务报告问询函监管互动,从而共同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程度,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财务报告问询函和企业税收规避之间的作用路径,亦并据此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