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中国古代五经之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周易》的阐释和注解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形成的根源所在，而且在不同时代对《周易》从不同角度的诠释和应用使不断发展的易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宗教、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易学的烙印。从西周的《易经》到战国成《传》，从一部占筮之书到一部学术经典，《周易》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质的转变，并能够在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历程中占据了五经之首的位置而高居文人儒士的案阁之上保持其恒久的生命力，究其根本是由其特殊的内容——符号体系所决定的。由阴阳符号构成的《周易》文本具有可以象征一切的指代意义，从而使学者可以对其符号和卦爻体系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这就使《周易》具有了与其他经典迥然不同的诠释开放性特征。具体来看，《周易》诠释的开放性主要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周易》的诠释会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二是同一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社会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学者也会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诠释《周易》。前者体现出易学诠释具有突破时代局限的弹性和张力，而后者则是从“仁者见者，智者见智”的多角度诠释中体现出易道之无所不包和易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易学发展史中，肇始于北宋的宋代易学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北宋易学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这其实是和北宋易学的开放性诠释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有了多角度的开放性诠释，才有了多维度的社会适用性从而引来更多不同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从时代背景来看，北宋易学之所以较其他专制时代有更深、更广的诠释空间，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首先，北宋复杂的社会背景促使士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为了复兴儒学、解决社会危机、应对来自佛、道二教的理论冲击，从“急人事之用”入手，以“明体达用”为目的，展开对易理的深入研究和诠释，从而使北宋易学体现出义理诠释不断深化的特征。其次，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北宋学者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社会、历史条件。从具体表现来看，北宋易学中百家纷纭的义理诠释和大放异彩的图书、象数解易一方面共同构成一个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的潮流，另一方面又以各具特色的易学理论给《周易》诠释的开放性谱写了最好的注脚。因此，义理易学中影响较大的如“急人事之用”的庆历易学、开性命之学的王安石易学、主张天人合一且义数融合的司马光易学、以气为本体并为天地立心的张载易学、以理为本体并论证体用一源的二程易学以及兼容佛道的苏轼易学，都是研究北宋易学诠释开放性特点不可缺少的理论对象。而图书象数易学中影响较大的如以数构图并图数结合推演易理的刘牧易学、图说一体言天道、立人极的周敦颐易学以及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的邵雍易学则是研究本课题的必备目标。当然，专制制度下的易学诠释必然有其无法突破的时代局限性，因此，通过对北宋重要学者易学诠释的研究，不仅仅可以对《周易》符号体系诠释的开放性特点有较为直观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认识到易学诠释的开放性程度是受到时代和阶级局限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易学诠释也在不断实现对前人理论的突破和创新，这种与时俱进的社会适用性对于结合时代命题去拓展易学诠释的开放性空间是有较大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