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明显标志是:国际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只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才能得到长足发展,转变成为经济强国、政治强国。适应环境的过程就是自我转变的过程,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自我转变过程就加快了速度,包括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了完全可兑换、金融业的改革等等,同时对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非常强大,本文由此入手,阐述了因为必须坚持发展对外贸易,所以应当实现有效率的贸易信贷活动,进而必须相应地改革以行政手段管制资本项目的制度。除了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之外,对人民币国际化、弥补技术管理缺口、改善资本项目管制现状、完善金融体系的需求也同时要求改革资本项目管制制度,即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历史的必然。将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制度变革的预期收益大于变革的成本则变革会发生的原理,分析了中国放开对资本项目的管制项之后,能够得到的收益,并且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变革成本,对收益与成本进行了比较,进而得出结论:对中国而言,资本项目可兑换收益大于成本,因此该项制度变革一定会发生。接下来阐述了如何获得预期利益、避免可能的成本,即资本项目实现可兑换的路径选择。在阐述路径选择之前,首先总结了中国已经具备的变革条件,然后分析了中国目前仍存在的差距。总结了激进式、渐进式两种资本项目可兑换路径,按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根据中国的体制发展状况,还有目前所面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中国必将采用渐进方式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且总结了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资本项目具体的开放顺序与国际经验并不相同。通过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之后的经济表现,初步验证了渐进式道路的正确性。最后依据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设计两个问题,对中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提出了政策建议:要转变思想,从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要根据经济环境和信息的变化,及时调整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中的制度设计。选取2006年之前的韩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997年发生在韩国的资本项目危机的原因:经济基本面和金融体系的内在弊端,外在金融风暴的影响,内因外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危机。结合制度经济学中的适应性预期、实施机制总结了韩国资本项目危机的教训:适应性预期作用在经济体系中会使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路径依赖,有可能在经济体系中产生脆弱环节;反映在经济体系的实施机制即监管机制,根据实施机制在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了金融监管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