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盐政要务之中,缉私与走私的明争暗战从未断绝。盐税是政府财政大宗,正派杂课,层累叠加,盐商专卖取利,分区定销,致使食盐价格高昂,私盐因之屡禁不绝。私盐畅则官盐滞,官盐滞则图课绌,私盐泛滥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而财政支绌一直都是近代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困境,故改革盐务、充裕盐税是政府解决财政难题的措施之一。通过加强缉私以控制私盐在市场上的流通,也成为了政府保证盐税收入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查缉私盐,充裕盐税,自清末开始,历任统治者都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缉私的队伍,分驻各盐场及运销区域,税警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组设的负责盐务缉私的一线人员。在税警设立之前,盐务中的缉私事权一直未能专一,领导权迭变不断,虽设有缉私统部,但对于缉私事务,行政与稽核机构也均有涉足,各机构之间相互监督之效未见,但彼此掣肘之弊日显,缉私效果不尽人意。而旧有的缉私营队中更是积弊丛生,缉私人员从选用到管理没有一套严格的标准,玩忽职守、放私舞弊之事不胜枚举。税警于1931年组设,宋子文上任财政部长后,鉴于政府军政费用支应困难,缉私队伍又腐败不堪,使盐税收入漏洞百出,遂着手整理盐政缉务,在组织体制与管理体制上作出改变。专一缉私权,将缉私一事统一交由稽核机关专责监管,在各盐区编练税警队,设官警训练所招考选调税警人员,聘请军事专门人才担任教官,对高级官佐和普通士警进行双管齐下的专业训练。从选任晋升,到考核斥革,再到核定薪级待遇等诸多环节,均制定了规范的管理流程。而财政部下的税警总团,在人才、物资、武器装备等各方面均配置优良,更是被编为正式作战部队开赴抗日战场,是其走向正规军事化的极致。与旧有的缉私营队相比,税警的统一编制、武装缉私,以及逐步提高的专业化素质成为其重要特性。税警设立后,不管是对人员自身行为的约束,还是对私盐稽查与处理程序上的规定,均较以往更显制度化,各项章则法规的颁布对税警缉私活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约束,以使其在缉私实践中做到有章可依,使整个缉私事务较之过往更显规范。缉务因之生效,私盐泛滥之风得到控制,官盐销路渐广,缉私成绩较之以前有了一定进步,缉获案件与盐税额均有增加。但在具体的缉私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现实的困境和问题,如一些地方机关和铁路等交通部门,因各自的利益考量而对于税警的缉私活动不予配合。同时,税警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兵力械弹的不足、缉私方式的失当等等,这些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及其本身的缺陷,又使得我们对税警的缉私效果评价不宜过高。特别是税警的缉私方式,存在过分苛责、暴力扰民等问题,缉私方式的不当使警民冲突不断。其中,在因盐政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精盐问题、渔盐问题,以及硝盐问题中,税警与盐民盐商的矛盾冲突尤为突出。税警可以说是当时盐务及社会中诸多问题的结合点,他们是盐务改革的产物,同时也是诸多盐务改革政策的执行者。在盐商反对税警的请愿运动、硝民反抗税警的联合暴乱、渔盐民驱逐税警的武力斗争中,冲突的原因不仅仅是税警缉私方式不当,其根由是国民政府在政治及财政压力下,以盐税增收为主要目标的盐政改革的局限。总的来看,税警的设立与整编,特别是对税警的训练与管理,给腐败已久的缉务带来了一番新迹象,但因为现实环境的复杂及税警自身的不足,使税警的缉私活动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在以增收为目标的盐政改革中,盐税率一直居高不下,使官盐在私盐面前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依靠缉私来保障官盐销售的方法带有治标不治本的局限性,成为盐政现代化过程中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