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不断推进，生产和服务价值链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在全球进行再配置。以此为背景，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服务外包和服务业FDI影响一国经济，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收入效应和贸易效应备受关注，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研究进展：　　 一.对服务贸易自由化规模测度和经济效应的研究进行综述。本文全面总结服务贸易自由化规模测度的方法，并总结和计算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模水平；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的测量和来源两个角度，较系统地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　　 二.建立一个内生服务离岸外包的理论模型，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本文充分考虑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资本流动、中间产品性质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以及异质性服务外包成本，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在价值链全球配置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发包国和承接国的劳动生产率，收入和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能够降低服务外包的成本，推动服务离岸外包的发展。主要结论是：(1)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增加发展中国家通过外包的形式出口服务；(2)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真实工资）水平。(3)不同的服务贸易开放政策会带来不同的收入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倾向于高技能（高技术含量）服务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能够改善服务发包国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水平（在外包的价格弹性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并会提高服务外包承接国的两种类型劳动的生产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在技术外溢存在的条件下），加强发包国在高技能和高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承接国在低技能和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低技能服务的贸易自由化改革会提高服务发包国两种类型劳动的收入水平（在外包的价格弹性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并改善服务外包承接国的高技能劳动收入状况，但可能降低低技能劳动的真实工资水平，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有效地提高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的途径。　　 三.本文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以服务外包为途径影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理论上，首先证明了将服务任务(task)外包给生产率水平更高的服务提供商将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途径有三：外包直接效应、重组效应和外溢效应。然后，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1998-2007)进行实证检验。根据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时序特征和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开放的异质性反映，本文采用差异—差异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得出结论：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是不平衡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东部企业、高服务使用率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拉动作用更加显著。　　 四.基于中国数据，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探讨服务贸易的潜在比较优势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的时空一致性(proximity)和全球生产共享(producTiO2 sharing)的特征使国际分工扩展到生产任务（或服务环节），这种垂直型国际分工建立在更加细化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扩大服务进口和出口的广义边界(extensive margin)，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其次，在实证研究上，(1)根据理论推导出修正的引力模型，使用中国与OECD国家(2000-2006)双边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在低端、相对低知识含量、低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任务上具有比较优势。(2)使用中国服务部门层面（1997-2006年）面板数据，通过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解释力。在以上两种实证研究中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充分实现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同货物贸易和本地市场效应一起，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