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的建设步入现代进程,各国的运作模式日益地趋同,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日益淡化,在现代国家形态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而政府的“生财、聚财、理财、用财”的能力和水平更是治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衡量和评判标准。尤其是随着网络等现代社会的发展催生的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服务要求的增强、市民社会的兴起、媒体监督力度的提高等无不对政府的“暗箱操作”、腐败、服务供给不足等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抨击与挑战,由于政府的活动和服务行为与公共资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政府活动的血液”之称得公共预算也首当其冲成为批判和改革的核心领域。　　 在过去的近十年里,中国政府的预算改革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例如零基预算改革、政府采购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等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预算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处理预算和政府民主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现有的预算体系中复活传统的民主基因。因此近年来出现在地方层面的参与是预算改革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一个普遍趋势,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陆续开始推行参与式预算改革。那么在我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过程形成了一些运作模式,这些模式之间存在着哪些共性和差异?导致产生这些差异的背后原因为何?另一方面参与式预算作为一项从国外引入我国的一项预算改革实践,其在传播的途径中发生了怎样的“本土化”改造?与国外的实践存在着怎么样的差异和特色?是什么机理导致这种差异?本文从理念、制度以及实践的纬度,以预算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为考察基点,结合着国内外的参与式预算的案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考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