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个人在各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动力组织与外在行为模式,是一种蕴含于内、形诸于外的统一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人格与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与压抑,在社会上封闭自锁,在家庭上依附男性,在精神上自卑忍耐,在肉体上忍受痛苦,失去了其应有的人格属性。到19世纪末,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女报人,她们通过报刊舆论,号召广大女性从传统封建势力的压抑之中走出来,实现从传统女性人格向“新贤妻良母”人格的转变。在这一批女报人中,康同薇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与一些先进女性知识分子一同创办了《女学报》,同时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发表了《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文,对传统封建妇德观对女性的压迫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将不缠足运动与兴女学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兴女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遍开女学”的主张。康同薇通过新闻活动所宣传的女性人格,较之封建传统女性人格已有较大突破,但仍旧是继承了传统相夫教子精神的“新贤妻良母”人格,女性人格的独立还未实现。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以秋瑾为代表的一批女报人开始质疑维新时期的“新贤妻良母”女性人格,并提出了符合革命发展的“女国民”人格。她们不仅自身颠覆了“新贤妻良母”形象,并积极号召广大女性,走出家庭,成为一名不同以往的新型女性。秋瑾通过其所创办的《中国女报》,痛斥缠足与封建婚姻对女性的迫害,号召妇女勇于进行家庭革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争取与男子平等。在此基础上,秋瑾针对广大女性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将妇女解放与整个国家的民族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争当新时代的“国民女杰”。这一命题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的来说,辛亥革命时期女报人的“女国民”人格塑造在继承维新时期“新贤妻良母”人格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其的超越。清末女报人人格的转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当代启示。其推动了中国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进程,同时还为中国当下女性人格的塑造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