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欺负作为一种职场负性行为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从国外已发表的文献来看,有关欺负影响因素和后果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但对欺负应对过程及应对作用的研究尚且不足；此外,国内对于工作场所欺负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仅缺乏统一、权威的工具与方法,实证研究也是为数甚微。　　 本研究修订了消极行为量表(简称NAQ),自编了欺负应对问卷,考察了欺负对于抑郁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并探讨应对方式在欺负与抑郁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如下:　　 (1)修订后的NAQ包含两个维度:“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两个因素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1.94％；欺负总量表、“与工作相关的欺负”和“与个人相关的欺负”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1、0.85和0.86,重测信度分别为0.73、0.65和0.72；验证性因素结果显示,修订后的NAQ的X2/df值为1.92,IFI、TLI和CFI值均大于0.85,RMSEA值为0.06。这些数据均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指标。　　 (2)自编的欺负应对问卷包括自我提升、反欺负、问题解决和回避四个维度。四个因素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1.47％,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70-0.83之间。　　 (3)工作场所欺负对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4)“自我提升”型应对方式在工作场所欺负和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自我提升策略得分越低,欺负对抑郁的正向预测效应越强。　　 (5)“自我提升”型应对方式在工作场所欺负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自我提升策略得分越低,欺负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