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经验和我国事实证明,个人信息不仅需要民法、刑法领域进行立法保护,行政法领域的立法保护同样重要。通过行政法律的调整,有利于加强市场经济主体信息行为的合法化、也有利于行政主体合法、合理行政的有效实现并促进行政效能的提高。近年来,国内通过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行政立法、司法解释,开始重视对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但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个人信息保护不仅存在于行政主体领域,也存在于非行政主体领域;不仅存在于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也存在于其他行政行为当中。仅靠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实现保护机制的完全覆盖,面对信息处理主体行为,需要对国内行政实体、程序、救济制度进行适应性构建或调整,以匹配未来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的有效实施。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通过案例引出个人信息行政立法保护的意义,并对作为立法保护对象的个人信息及隐私权等进行概念厘定;第二部分对国内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梳理和评析;第三部分尝试提出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实体、程序制度的初步构建,包括:对监管部门的选择;个人信息收集的行政法控制;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梳理;行政协助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第四部分探讨在法律适用竞合、归责原则、责任方式、受案范围等方面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