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等生产要素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规模和比重越来越大,这对传统贸易理论和贸易利益统计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普遍假设“生产要素国家间不流动”,这与现实情况的背离程度越来越高,也限制了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其次,国际分工的深入细化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发达,导致贸易转移、贸易折返、国际产业循环等现象广泛存在,如果此时仍然应用“总值口径”的海关统计额来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则一方面会因为贸易折返问题导致单边贸易规模虚大,另一方面会因为贸易转移问题导致双边贸易失衡度失真,即出现贸易额与贸易利益的错配问题。再者,外商资本的属权性质也使得对外贸易的国别利益更加难以辨析。上述问题在中国表现的更为突出,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比重较高,中间产品贸易发达,又是FDI流入大国和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因而,通过构建新型国际贸易统计体系,识别外商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增加值”口径剔除国外中间要素的利得,将有助于更为准确、客观的理解中国对外贸易利益规模及其价值构成,在此基础上,探讨贸易规模增长的驱动因素与影响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率提升的因素,为中国对外贸易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六部分共8章。第一部分(包含第1、2、3章)：阐释本文研究背景和意义,揭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盛行、资本要素全球配置等特点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巨大挑战,探讨当代贸易利益的来源、分配主体和衡量指标,介绍中国对外贸易出现的新现象、新特征及贸易利益识别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二部分(第4章)：基于属权原则统计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同时考虑FDI和OFDI对一国单边和双边贸易统计的影响,充分考虑股份制企业所有权结构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通过构建属权统计视角下的两国单边贸易统计模型和三国双边贸易统计模型,分别测度1998-2011年中国对世界以及中美两国的贸易进、出口规模和净额,主要结论表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替代效应十分显著,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重要推手,贡献了近一半的中美贸易顺差额,中国“被顺差”现象十分严重。第三部分(第5章)：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通过构建贸易增加值单边和双边统计模型,从总量、产业、国别三个层面解构进、出口额的价值构成,实证分析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贸易规模以及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出口总额的近1/4是由国外要素贡献的,集中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远高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进口价值几乎全部来自国外,在此口径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中美贸易的价值构成与此相似,只是多数服务业部门处于逆差状态。第四部分(第6章)：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测度中国对外贸易利益。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包括生产法和消费法两个视角,生产法是针对一国进、出口总规模的价值链分解,局限于单边增加值贸易测度。而消费法则是基于一国全部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的视角来审视进、出口贸易状况,在双边增加值贸易核算方面优势明显,借鉴Robert Stehrer(2012)的方法,本部分将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构建一国的单边和双边增加值贸易统计模型,测度结果表明：1995-2011年,增加值进、出口均值分别下降了29.8%和23.8%,但单边贸易差额不变；而双边贸易失衡幅度变动很大,中美贸易顺差额年均减少17%。第五部分(第7章)：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首先,基于SDA方法将影响增加值贸易额变动的因素分解为初始投入强度效应、本国技术效应、前向产业关联效应、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它国技术效应、它国技术交叉效应、商品贸易结构效应、产品来源地国别效应、规模效应等9个方面,并对每个因素作具体分析,结果表明：世界经济增长是“中国制造”被接受的有力保证,中国需求规模提高是增加值进口增长最重要的推进剂,中国与世界经济“同呼吸、共命运”。其次,选择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因变量,选择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出口技术复杂度、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水平、人均工资水平、人均资本存量、税负水平、规模经济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了是否加入WTO、美国金融危机是否发生等虚拟变量,应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实证分析各变量的影响方向、程度及其显著性,结果表明,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有助于获取更多外贸利益,产业税负水平、出口技术复杂度等也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著正相关。第六部分(第8章)：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将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结合结论提出一些建议,具体包括：重视新型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的构建,促进OFDI的大力发展,加快优质要素的培育和引进,改善要素禀赋结构,促进贸易结构转型,提升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妥善应对贸易争端等。最后提出本文的局限,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