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体制批评（Institutional critique）理论主要是指在西方语境中，针对艺术体制进行的批评实践和文本探究。对艺术体制的批评在创作实践上始于20世纪早期的历史前卫艺术（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在理论研究上则由德国理论家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所奠基。本文试图在比格尔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梳理历史前卫艺术对艺术体制的批评意义，并试图寻找前卫艺术从二战后开始直至当下，与艺术体制之间所展开的复杂辩证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全文主要围绕比格尔、布赫洛、福斯特和伯瑞奥德等人的前卫艺术理论展开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全文的导论。第二章阐述前卫艺术和艺术体制两者的概念和关系。首先区分政治前卫、美学前卫和历史前卫三种前卫艺术，以说明历史前卫艺术延续至当下的可能性。然后介绍丹托、迪基和布尔迪厄等人的艺术界理论，目的是为了说明艺术体制的组成元素和关系，为接下来的体制批评奠定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历史前卫艺术对艺术体制的批评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体制批评的预热。它对艺术自律的批评、融合艺术与生活实践的意图为体制批评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第四章主要基于布赫洛和福斯特的前卫理论，来讨论20世纪60，70年代第一波真正意义上自醒的体制批评，这一时期针对艺术系统和美术馆体制的批评走向了深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第五章主要是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新的艺术体制批评，艺术体制越来越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联系起来，这给前卫艺术带来了新的挑战，关系美学和参与式艺术的出现，为艺术体制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第六章是全文的结论。主要是在前文讨论前卫艺术和体制批评的基础上，面对当下前卫艺术出现的种种危机，寻找前卫艺术和体制批评未来的可能性。　　20世纪是前卫艺术轰轰烈烈发展的一个世纪，它的每一次繁荣和兴衰都伴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剧烈变革，这或许是它与生俱来的特质。在全球资本主义景观和新自由主义经济蔓延的当下，重新审视前卫艺术的历史流变，厘清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试图重新挖掘前卫艺术试图融合艺术和生活的内在精神，为其在当下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廓清方向，在艺术体制愈加广泛和强大的背景之下，重申重启艺术体制批评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