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研究起源于对居住环境问题的研究。1898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是对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带来昂贵代价的反思。1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国城市才真正面临到这些问题。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导致了绿地急速下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过度追求GDP增长忽视了城市生活质量等问题，这种牺牲了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发展，暴露了城市永续发展的危机。宜居城市研究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新领域。当前宜居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和评价层面，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研究仍较为薄弱，加强该研究有利于深入探讨其蕴含的各类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方式，从机理上补充宜居城市理论，为城市规划、宜居城市政策、宜居城市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基于10000多份社会问卷调查数据与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集成数据，本文采用地理的空间调查和传统的社会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从行为空间和实体空间结合的研究视角，以北京市城市内部为典型案例，选择以街道作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归纳演绎、比较分析、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城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异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宜居性评价的理论框架，构建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测度城市宜居性；其次，分析城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异，揭示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时空特征，并较为系统地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城市规划等因素分析城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然后，重点从人居环境要素、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社会空间分异、居住环境偏好等4个角度阐述了其对城市宜居性的空间分异的影响与作用关系。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提出了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调控的对策建议。研究结论主要有：　　 (1)北京城市宜居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而且宜居性评价较差的区域空间分异度指数较高，空间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隔离化现象。北京尚未达到宜居城市的要求，城市宜居性存在诸多不足。从时空特征分析来看，北京宜居性呈上升趋势；中心城区的宜居性满意度最高，随着远离中心城区，空间分异差异显著。　　 (2)人居环境要素是城市宜居性空间构成的基本元素，其空间差异对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和引导作用。从自然环境优势、人文环境优势、居住环境安全性、居住环境健康性分析来看，人居环境要素与城市宜居性紧密相关。具体而言，自然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对北京人居环境具有最为基本的保障作用，北京市绿色空间格局演化直接影响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基于宜居城市的环境伦理观，本文进一步构建人居环境要素“约束—功能”影响概念模型，解释了兼容性约束、资源承载力约束、历史文物保护约束、安全性约束以及生态服务功能、安全健康功能、便利舒适功能等影响对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作用关系。　　 (3)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对城市宣居性空间分异具有先导作用。立足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城市宜居性空间”等两个空间，从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娱乐休闲、购物、公园绿地等六个设施指标出发，从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与设施配置效率分析来看，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格局，是引导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是城市宜居性“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主客观评价的差异成为衡量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合理性重要内容。本文构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需求”概念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宜居性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　　 (4)社会空间分异直接对城市宜居性评价产生影响，不同居民属性、不同的社会类型人群对宜居性评价的空间差异显著。收入、教育程度、家庭生命周期、年龄等居民属性特征显著影响着宜居性评价。收入、学历与宜居性评价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构成与生活方便性评价呈负相关，年龄与生活方便性、居住舒适度呈负相关。高知青年、中产人群和富裕人群的集聚区，宜居性最好；年轻打工者的集聚区，宜居性较好；混合居住区的居民对其宜居性并不满意。贫困老年人群的集聚区，居民老龄化现象突出，宜居性评价最差。　　 (5)居民居住环境偏好与择居行为，与城市宜居性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位于城市中心的街区居住偏好影响因素是购物方便性、居住安全性等，相应地，生活方便性是评价最高的，这与城市中心拥有较高的生活方便性是一致的。但居民对其城市安全性评价并不满意，这与快速发展的旅游休闲业带来了大量的治安问题有关。位于城市边缘区的街区，由于自身的特点，其居住偏好的影响因素也略有不同，这些因素与其宜居性评价都有着联系。位于城市新区的居住区位偏好更关注于居住的安全性，其安全性评价也较低于其他街区。从居住区位再选择与城市宜居性评价的分析来看，宜居水平高的地区也是居民未来期望居住的空间。总体来看，居民未来期望居住的地区既是宜居水平相对高的地区，宜居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择居行为。　　 (6)北京城市宜居性空间调控主要的对策是：实施以宜居城市为导向的城市空间开发战略；制定以提升环境优势度为导向的政府刚性控制政策；推进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设施引导政策；加强“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