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社会网络在社会的运转和维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e.g.,Bian,1997;Bian&Ang,1997;Chua,Morris,&Ingram,2009;Morris,Podolny,&Sullivan,2008;Xiao&Tsui,2007)。作为社会的结构性单元,关系网络存续在广泛的制度框架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基本规范和重要纽带,关系网络的广泛性、不可替代性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渗透,以及转型社会经济体制革旧维新地调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网络分布的广泛性以及网络价值的异质性上,还体现在关系网络及其衍生类型的多样性上。企业或者企业高管等网络行动主体可以同时嵌入到不同形式、不同功能、不同层次社会关系组织的多个网络中(Connolly,2005;Laumann et al.,1978);网络行动主体通常会在多元网络中承担多重角色和身份,基于不同的动机,从事不同形式的活动(Laumann,Marsden,&Prensky,1989;Shipilov和Li,2012);并且,网络行动主体可以同时扩展不同种类的关系网络,多个并行的网络开展不同的实践活动,例如,政府网络和市场网络可以为企业带来不同功能类型的网络资源,帮助企业适应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元制度环境。然而,由于多个网络之间由共同的行动主体连接在一起,因而多元网络之间会涉及潜在的联系点,彼此并不相互独立,在特定的条件下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此,网络多元化视角作为社会网络理论在网络内容、结构、类型上的进一步拓展,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尚有许多值得关注、值得挖掘的研究话题(Halinen&Jan-?ke,2005;Lin,Cook,Burt,2001)。因此,为深入强化网络多元化研究,本文以网络多元化类型划分为核心,同时借助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理论,从网络多元化视角作为切入,主要探究两个研究问题:企业网络多元化的前因——制度建构对企业网络多元化格局的影响,以及企业网络多元化的后果——企业多元化网络嵌入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塑造。在制度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公司不当行为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以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制度建构、网络多元化、公司不当行为的相关变量进行演绎和剖析,构建相关变量的概念模型。具体而言,在网络多元化类型(network pluralism typology)划分中,本文强调了两个功能类别—政府网络和市场网络,以及两个层次—高管网络和企业网络;根据网络多元化的核心概念及划分,本文提出四个网络多元化类型:高管市场网络,高管政治网络,企业市场网络和企业政治网络。同时,本文从制度视角探究网络多元化形成前因,进一步提炼和剖析制度建构对网络多元化呈现补充(complement)和替代(substitute)两种截然相反作用效果的内在原因和运作过程;同时,从传统嵌入视角(Connolly,2005;Shipilov et al.,2014)探究网络多元化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塑造,由此提炼和剖析网络多元化对公司不当行为呈现聚光(lightening core)效应和缓冲(buffering zone)效应两种截然相反作用效果的内在原因和运作过程。在此基础上,搭建描述相关变量间作用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以2009年10月至2015年12月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498家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创业板最终获得1,620个观测对象。同时,以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年报为数据来源,通过对制度建构,网络多元化以及公司不当行为等主要变量通过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进行编码(coding);通过二手数据的实证分析,详细分析了在制度构建过程中对网络多元化格局的影响,以及多元化网络嵌入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塑造。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与发现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并对未来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制度要素在建构企业不同网络行为的作用方向上并不一致,制度环境与市场网络行为是正相关的补充关系,制度环境与政府网络行为是负相关的替代关系。四个网络多元化类型中(高管市场网络,高管政治网络,企业市场网络和企业政治网络):制度建构与高管市场网络以及制度建构与企业市场网络均为正相关的补充关系;制度建构与高管政府网络以及制度建构与企业政府网络均为负相关的替代关系。(2)网络多元化对公司不当行为既存在嵌入性限制的聚光效应,同时也存在隐蔽性保护的缓冲效应。其中,高管市场网络嵌入性与公司不当行为呈现倒U型关系,高管政府网络的嵌入性与公司不当行为负相关,公司市场网络嵌入性与公司不当行为负相关,企业政府网络的嵌入性与公司不当行为呈现正U型关系。也就是说,网络层次多元化——企业网络追求的经济理性对公司不当行为主要呈现聚光效应;而网络层次多元化——高管网络依赖的社会属性会对公司不当行为呈现缓冲效应。网络功能多元化——市场网络的非人格化交易特征和资源属性对公司不当行为主要呈现聚光效应;而网络功能多元化——政府网络的人格化交易特征和资源属性对公司不当行为主要呈现缓冲效应。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网络多元化类型划分为核心,定位层次和功能维度。本文首要创新点在于将传统网络嵌入视角(Connolly,2005;Shipilov et al.,2014)与网络多元化视角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多元化的概念模型:按照功能维度(关系构建对象)和层次维度(关系构建主体)进行双向交叉,从而形成了企业嵌入的四种不同网络格局:高管市场网络,高管政治网络,企业市场网络和企业政治网络。(2)以网络多元化框架为基础,剖析其制度前因的补充和替代机制。本文重要创新点在于提出制度要素在建构多元网络的作用方向上的不一致是导致制度与网络间替代和补充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通过借助网络多元化类型对层次维度(关系构建层次)功能维度(关系构建对象)划分,围绕制度建构的核心概念与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出制度要素对多元行动主体及其行为存在不同方向的渗透与建构作用(Scott&Christensen,1995:310)。并且从制度建构对市场网络行为的强化和对政府网络行为的抑制提炼和剖析制度要素对网络多元化的补充和替代作用。(3)以网络多元化视角为切入,剖析其对企业不当行为的聚光和缓冲效应。本文关键创新点在于关注网络多元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复杂作用,即在传统网络价值观点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嵌入式网络带给企业聚光约束和缓冲放任的两种相矛盾的情境。网络多元化的重要观点:由于网络的属性、内容和配置不同,多元网络可能会对企业产生不均匀的嵌入性影响(Carpenter et al,2012)。同时,利用网络多元化的方法来剖析形成这种困境和现象背后深层的作用机理,强调解决网络多元化困境的重要意义,进而推动传统网络嵌入视角的发展。特别地,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剖析转型情境下创业企业行为特征。创业板公司具备一定的盈利基础,拥有一定的资产规模,且需存续一定期限,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同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来源稳定,数据量丰富,为战略管理以及创业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性、代表性、全面性的研究性样本。不同于以往实证研究将制度环境,社会网络视为潜变量,采用原始数据问卷调研的方式予以测量,本文利用创业板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数据,对其指标进行编码和归纳,进而利用现有指标对制度建构,网络多元化进行度量,也是本文的重要创新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