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发以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加速并快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同时,这一期间中国也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等的冲击,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发展阶段。近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变为中高速发展阶段,但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减,仍然占据1/3。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核心动力。假如现阶段中国经济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那么对世界经济无疑将是一个重创。一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技术创新。为了技术创新则必须要开展研究与开发(R&D)活动,而开展R&D活动,R&D投入是核心因素。当一个国家发展至中等发达水平,仅凭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应该加强R&D投入,促进科技创新。目前,中国出现了R&D投入增加,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反而下降的现象,需要警惕陷入“创新悖论(Innovation Paradox)”的旋涡。一般来说,越向发达国家的增长结构转变,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就越大,于是TFP贡献中的科学技术(R&D投入及国外技术溢出spillover)贡献占比也加大。为了深入研究当前中国的TFP增长率的下滑问题,有必要对R&D投入和国外技术溢出(spillover)进行系统分析。全文包括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论,概括梳理了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第二章阐述了R&D定义和R&D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论,以及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和内生性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本研究的溢出(Spillover)模型,以及由Grossman,Coe,Helpman发展而来的分析模型,同时导入了技术落地率概念,用以解释说明R&D经费落地成为国内技术的比率对中国国内TFP的影响。第三章研究分析了中国R&D的投入规模、投入强度和投入结构。中国凭借快速的经济增长,在研发投入规模上虽然达到了世界第一位,但投入强度却不如G7国家或韩国,还保持较低水平。对投入结构的分析结果也表明,相比G7国家或韩国,中国研发经费过于集中在产品开发上。第四章分析了中国R&D活动的所产出的专利、SCI论文、技术市场交易、企业总收益及新产品销售收益等指标。专利是最能代表R&D活动的产出成果,在中国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态势。但也有观点指出,这是政府支援过度诱导成果的结果。在SCI论文方面,虽然发表数量有迅速增长,但评价论文重要性的被引用次数,在G7国家和韩国中排最后,位居第9位。在技术市场方面,技术交易额及其占GDP的比重,都有大幅提升。企业总收益及新产品销售收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同时,研究人员平均研发经费虽然整体上涨,但R&D投入与产出比却处于停顿状态。第五章证实分析了R&D投入对TFP影响的相关参数估计值。根据第二章提出的4种模型,本文进行了回归分析,证实分析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对TFP的负面影响。同时,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相比国外技术溢出和技术吸收率,国内R&D资本存量和技术落地率的贡献率更高。另外,本文也进行了R&D投入与产出比率的实证分析。把R&D经费投入额、研究人员总数、孵化器企业数量设为自变量,专利、SCI论文、技术交易额、新产品销售收益、TFP、GDP设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第六章提出了中国R&D活动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中国R&D经费投入绝对值虽然大,但强度上相比G7国家和韩国较低。为了有效应对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不断涌现的新技术,中国应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还要应适时调整完善研发激励政策,避免过度的激励政策所引发的低质量专利产品大量涌现问题。第七章为本研究的结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迎来了GDP的急速增长,对R&D投入也在持续扩大,因此催生了R&D产出提升,这些研究开发成果又进一步成为了推动经济的原动力。但同时,中国也承受着过度刺激政策、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政策等引起的生产率下降的成长阵痛。目前,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本文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6%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已具备了提高经济效率的充分政策执行能力。中国应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剔除非效率性制度弊端,扩大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原创研究的投入,设置符合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R&D投入方向,提高R&D经费投入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