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同时，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问题一直都是法学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中国转型时期，按共时性维度展开的法律稳定与变化的调适与西方社会按历时性维度展开的法律稳定与变化的调适是存在差异和特殊性的。正是由于当下中国在理论研究中对于这种特殊性的不意识，使得法律稳定与变化的调适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也同样使得法律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能。本文在选择宪法作为个案分析对象的基础上，反思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律稳定与变化所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社会与法律调整的特殊性，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和困境的缘由。在借鉴西方法哲学对于法律稳定与变化调适理论的基础上，笔者针对当下法律稳定与变化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法律稳定与变化的应然性诉求，以期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法律稳定与变化的调适找到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从而使得法律的稳定与变化能够有力地推进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据此，文章分为导论、正文以及结语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述及了作者选取中国转型时期法律稳定与变化作为论题的旨趣。在对所做研究加以理论限定的基础上，笔者论述了法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立研究方法对于本论题在方法论上的助益，以期在历时性与共时性、个案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理论视角下对中国转型时期法律稳定与法律变化进行实证性地研究和理论反思。　　 第二部分正文包括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社会转型与法的一般性理论。首先，笔者在法对社会变迁的反应、法对社会变迁的推进以及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三方面论述了法与社会的关联互动，分析了社会变迁与法的相互影响；其次，对于社会变迁中的社会转型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尤其述及了西方的社会转型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反思和评价，以揭示出西方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差异所在。第二章对法律的稳定与变化进行了一般性的考察，分析了法律稳定和变化的必要性和法律变化的原因。笔者在阐释法律稳定释义的基础上，认为法律的稳定是法律权威性的价值要求，法律稳定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对于一般安全的预期，法律稳定的社会需求是法律对社会秩序的型构和保障，同时法律的稳定还是法治的理念要求；关于法律变化的动因，则可以将其归结为法律规制对象即社会关系的变动性、世界结构下的法律变化、法律自身的活力和法的适应性需求以及法理念的变化所引致的法律变化。　　 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选取了宪法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实证性地考察了宪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稳定与变化。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了宪法稳定与变化的调适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性，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宪法变化性的诉求遮蔽了对于宪法稳定性的诉求。在学者大谈如何在研究西方宪政秩序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宪政秩序和宪政模式时，在国家频繁修改宪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对宪法的稳定性诉求也已渐渐淡出了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的视野；第二，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影响了对宪法稳定和变化的调适，即在一定程度上把宪法仅视为了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工具并弱化了宪法的社会变迁功能。宪法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强化国家权力的工具。相反，宪法的重心应在保证这些国家权力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时不至于被滥用。宪法不仅具有对统治阶级拥有之权力的登记、巩固职能，更具有促进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职能；第三，政策成为调节宪法稳定与变化的首要因素。政策的宪法化取向引起了宪法修改目的的偏差，即宪法修改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完善民主政治；最后，对宪法品质的认识偏差也是导致宪法稳定与变化失衡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宪法更多地被赋予了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秩序确认的品质，而宪法本应有的对于人权关怀和主权监约的品质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淡忘了。　　 第四章是在对宪法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转型时期法律的稳定与变化进行总体性的反思。首先，法律的稳定性诉求渐渐的被淡忘，从而引发了法律稳定与变化的失衡状态；其次，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法律的功能更多地被认为是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成果的肯定，被认为是对于各种政策的法律确认，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加以“保驾护航”的工具，从而导致了对于法律功能的认识偏差。同时，由于仅仅关注和重视了法律对社会转型秩序的保障和确认的功能，从而相对弱化了法律对于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秩序的型构功能；最后，由于缺失法律目的的理想要素而使得法律的变化片面地追求形式而忽视了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稳定与变化的实证性分析告诉我们，当下法律的变化并没有与法律的目的要素相勾连，也即法律的变化是缺失法律目的的理想要素的。法律的目的要素消解在了国家政策和社会的转型之中。立法者和法律工作者不会关心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法律目的与当下法律律令和法律原则的勾连被人为地割裂了。法律的变化更多关心的是法律的数量和涵盖面，而甚少的甚至是没有关注到法律到底要达致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法律自身的目的价值淹没在了当下一味追求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自洽一致的法律发展运动之中。　　 第五章在总结西方法哲学对于法律稳定与变化的调适及其所带来的启示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转型时期法律稳定与变化的应然性诉求。笔者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法律要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进而达致对社会转型的有力推进，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来研究法律的稳定与变化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社会的法律已经处于相对的成熟期，其对于法律稳定性的诉求显然要超越对于法律变化性的诉求，人们必须先考虑法律的稳定性然后再考虑法律的变化性和适应性价值。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自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与西方所面临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无论是法律的律令要素、技术要素或是法律的理想要素都尚处于一种成长的时期。可以说，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社会对于法律变化性的诉求超越了对于法律稳定性的诉求。如果我们看不到法律变化性诉求对于法律稳定性诉求的超越，我们就无法回答法律如何能够实现自身功能这一问题，从而也就会把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消解在西方按照自然时序和维度展开的法律稳定与变化的问题之中；第二，法律在中国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要更加重视变化的因素，也即对于法律稳定和变化的调适要在首先强调法律变化必要性的基础上展开。法律的变化无可厚非，但是法律目的的缺失使得法律的变化失去了方向和准则。法律要更加具有变革的力量，要更具有适应性的变化要求，使得法律的变化必须有一个方向或者说变化必须要有相应的原则来加以支撑。这个方向和原则便是指引法律变化的一个重要领航者，缺失了法律变化的方向和原则，法律的变化就会容易发生偏离而导致法律变化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从而致使法律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求相背离。笔者认为，这种法律变化的方向或变动的原则就是法律的目的，而“当下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则必须要从社会现实需求和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性中来寻找答案；第三，对于法律功能的再认识。首先，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与西方法律工具主义的倾向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在社会秩序急需型构的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工具主义倾向是可以为社会的全面转型所服务的，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法律到底应当是“谁”的工具这一问题。如果说法律是政策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工具只能徒具任意性和短期性而无法树立法律的至上权威，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一般安全的诉求，更加无法达致对于社会秩序的型构和推进。笔者认为，法律工具主义倾向毋宁是针对现实社会欲求而言的，也即法律是实现现实社会欲求的工具。其次，革命或改良其实都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或重新安排。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法律应在法律目的的原则指引下，对于利益在选择的基础上予以界分、保护和平衡，以缓解转型期社会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失衡问题。最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可以对社会秩序的型构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但是当下这样的型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发挥，法律的社会秩序型构功能尚处于相对的弱化状态。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只是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状况的确认和维护，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功能却是极为有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要归结于法律稳定与变化过程中法律目的的缺失所导致的法律变化和发展的无方向性；第四，世界结构也是中国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要求我们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要站在被移植国家文化持有者的视角，尽力贴近被移植国家法律生成的情境。我们对于法律的想象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制约着我们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制约着我们对于法律目的的回答，也同样制约着我们对于法律稳定与变化的理解。　　 最后一部分结语则对于全文的论述进路和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使得文章的论述意图和观点更为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