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就是沦陷区文学。沦陷区文学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其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本文选择上海沦陷时期有较大影响的通俗文学期刊——《万象》杂志进行研究,以分析在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对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建。1919年新文化运动不仅造就了一批新文学作家,更是通过报纸、杂志为这些新文学作家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言说空间。对这些新文学作家来说,只有拥有一个自由的言说空间,才能自由发表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言论,从而达到影响社会的目的。但是这个言说空间,却在三、四十年代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后被阻断。在上海沦陷区,日汪政权更是企图采用残酷的书报审查制度、新闻审查制度奴役沦陷区人民的思想,新文学作家的言说空间在此时大大压缩,很多进步报刊、杂志此时都处于“失语”状态。而这时,历来为新文学作家所诟病的通俗文学期刊——《万象》杂志此时却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毅然担负起重建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任。《万象》杂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陈蝶衣担任主编时期的《万象》杂志是一本通俗文学期刊,而后期在柯灵接手《万象》杂志后,《万象》杂志则侧重于重建新文学作家的言说空间。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对后期《万象》杂志对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建这一问题作一讨论,论文分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在第一章中,先阐述了文学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渊源,也就是西方的文学公共领域的由来。接着在西方的文学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模式下来分析我国的文学公共领域。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公共领域的,文学公共领域初见端倪是在清末民初,而快速发展则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但是在三、四十年代,战争使我国出现了大量沦陷区,使新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此时出现断裂,《万象》杂志此时则在上海沦陷区承担起了重建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的重任。在第二章中,主要阐述了上海沦陷时期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缺失的原因。大体归为两大点：一是日汪当局当时在沦陷区实行的出版审查制度,二是当时日汪政权对新文学作家进行的疯狂迫害。严密的报刊审查制度使一切出版物都要经过日汪政权过目,涉及进步文学的作品、期刊在此时肯定不会有存在的空间。而日汪政权对新文学作家的疯狂迫害,更使许多作家此时处于失语的状态,不敢发表进步言论。在第三章中,主要通过阐述《万象》杂志在前后期两个不同主编带领下所采取的不同的编辑策略以及走上的不同的发展方向,重点分析后期《万象》杂志为了对新文学作家言说空间进行重建所采取的编辑策略。后期《万象》杂志在柯灵接手后,一是改变了杂志的作家群,使杂志聚集了一大批的新文学作家,创作出很多的新文学作品,二是通过开辟“万象闲话”这个专栏,来使杂志的文学环境更加包容,同时吸引更多的读者。在第四章中,主要分析《万象》杂志为新文学作家重建的自由的言说空间里新文学作家创作的作品。此时《万象》杂志还是处在日汪政权的严密审查之下的,所以“自由”是相对的,多采用一种隐性的写作方式。本章主要提取两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王统照、师陀。通过对这两个作家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的探析,还原上海沦陷区新文学作家所处的真实环境。在第五章中,主要阐述了上海沦陷时期《万象》杂志存在的意义。《万象》杂志此时的存在,不仅重建了新文学作家的言说空间、为通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且为我们研究沦陷区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此外,后期的《万象》杂志此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是新文学作家这时采用通俗文学题材,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以在通俗文学本身的文本创作上用功不够,二是由于上海沦陷后期,整个上海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很多长篇小说没有连载完,新文学作家借用通俗文学来传递新文学理念必然受到影响,作品的不完整对我们现在还原当时的文学史原貌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