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研究已从一体化研究转向治理研究，也就是从过去把一体化进程当作一个因变量去分析其推动因素转向把欧盟当作一个像伊斯顿政治体系模型一样有着输入——输出——反馈功能的治理体系，去分析其结构、性质与功能。制度主义的引入和多层次治理概念的提出推动了欧洲研究的转向，并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已有的文献多为简单的、常识性的介绍，政治学的学者参与不足。既有研究的不足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把多层次治理当成一个理论，却没有注意到它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同时没有很好地分析这个分析框架的来龙去脉以及在欧洲研究的学科脉络中的影响。2）简单地把多层次治理当作一种欧盟治理模式，没有注意到有关欧洲治理模式的讨论中有着更复杂和丰富的内容，没有注意到多层次治理有时也被当作一种治理方法来讨论。3）把多层次治理当作一种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仅注意到权限流动的多向性和结构上的多层次性特点，却没有很好地分析这个治理体系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此外，学者们也没有分析这个治理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形成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本身存在何种相互型塑的关系。　　为了弥补中国学者在欧盟治理研究的不足，同时力图涵括欧洲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便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幅更加完整清晰的有关欧盟治理的学科图画，本文围绕着欧洲研究的各种争论，对多层次治理的文献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本研究的选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关注:理论的关注和现实的关注。理论的关注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多层次治理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以描述这幅欧洲研究的完整图像，以弥补国内欧洲研究中一体化研究和治理研究的断裂，并对一些核心的问题（例如国家与超国家的张力，民主赤字）进行重新梳理。现实的关注主要指向对地区发展和治理经验的探索，目的在于转译欧盟地区发展的经验并为中国解决中央——地方结构性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由于多层次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被使用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作为一个治理体系;所以为了更好地分析多层次治理的来龙去脉并总结欧盟多层次治理的经验，本文对多层次治理的文献进行梳理的时候也采用这两种含义，但把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线索进行分析。一条是把多层次治理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分析这个分析框架提出的原因，以及它对欧洲研究的学术贡献。为此，笔者分析了一体化理论的争论，欧洲研究的转向，多层次治理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争论，以及多层次治理这个分析框架提出后所带来的有关欧盟治理的探索。在这条线索的论述中，笔者基本上围绕着各种的争论展开，展示了一幅欧洲研究的基本图像。在这条线索的最后部分，笔者对多层次治理这个分析框架进行了评析。另外一条线索则是把多层次治理当作一个治理体系，分析这个治理体系形成的背景、政体的功能与性质以及这个治理体系对国内治理的变革。为此，笔者首先分析了委员会自主性的增强，地区政策的发展与结构资金的改革以及由之而来的第三层次的上升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的形成。接着笔者分析了欧盟的政体性质（主要讨论了欧盟的民主赤字与合法性问题），多层次治理体系的利益表达和管制功能。最后，笔者围绕着欧洲化这个主题分析了欧盟治理对成员国治理的变革。在这条线索中，笔者基本上是围绕着欧洲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讨论来展开的，例如欧盟的政体性质、欧盟的合法性问题、欧盟的利益表达、欧盟的管制以及欧洲化的现象。在这条线索的最后部分，笔者将这个体系与成员国的治理体系进行比较，并概括出这个治理体系的特点。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笔者就欧盟治理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结构背景为中国地区的协调发展和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参考建议。这篇论文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欧洲研究为何发生转向？多层次治理提出的背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它对欧洲研究的转向以及欧盟治理的研究有何贡献？多层次治理体系为何得以形成？这个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质和功能是什么？这与成员国有何区别？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选取了有关欧洲一体化理论、欧盟治理和地区政策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取了文献分析的方法，沿着上面两条线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笔者认为多层次治理是二十世纪90年代，学术界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欧洲一体化的新视角。它不满意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二元对立，试图超越两者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争论，借用了伊斯顿的政治体系模型并引入了新制度主义的层次分析方法，把理论的关注点放在欧盟政治体系的具体运转上，从而推动了欧洲研究从一体化研究转向治理研究，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另外一方面，多层次治理也是在批判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分析框架，多层次治理的学者也采取了“不是…而是”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其核心包括:对政策网络的强调，对权限多向流动的强调和对超国家自主性以及次国家行为体能动性的强调。但笔者认为多层次治理这个框架本身仍存在下述的问题:作为一个过于简化的分析框架本身不足以成为一个理论，并存在着静态化的嫌疑;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它本身在其解释力方面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仅有助于人们认知各行为体之间的资源互赖和共生关系，却无法给欧盟政策产出的后果提供预测;忽视了对治理绩效的分析和观念的作用，也忽视了对体系和网络的规范性批判;忽视了治理本身对体系的影响，也就是忽视了一体化研究的治理维度（governance approach of integration），造成了一体化研究和治理研究的断裂。　　在本文的第二条线索中，笔者分析了欧盟这个多层次体系的生成、结构和功能。笔者认为多层次治理体系是由于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地区政策的发展推动了委员会自主性的增强，地区层次的上升和跨国网络的形成，最终得以形成，并在地区政策、环境政策和就业政策体现得最为明显。笔者认为在这个体系内各层次的关系是互联的而不是巢构的，中央政府的守门员的角色已随着权限的多向度流散和地区层次的上升而被大大削弱。这个体系本身不存在根本性的民主赤字，但存在着合法性的三难困境（legitimacy trilemma），那些认为欧盟存在根本性的民主赤字的人是把欧盟放在一个错误的参照系下。同时这个体系还拥有利益表达和管制的功能，治理本身也会对成员国既有制度安排造成变革。笔者认为欧盟的利益表达不同于成员国的地方体现在:行为体可以通过多种的渠道，采取多元策略进行利益表达;体系内的利益表达更具有多元主义的特点，却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政策“铁三角”，也没有美国的多元主义那么开放;多层次治理体系内的利益表达是通过各种网络来实现的，政策制定是在一个去中心的网络中，经过平等协商实现的，网络中的行为体的关系是平等的，且存在着资源依赖关系;多层次治理体系里的利益表达是通过“伙伴关系”来制度化的，但“伙伴关系”的建立取决于委员会的偏好。此外，欧盟的管制方式也区别于成员国，它不是通过硬法和行政等级的方式并借助各级的官僚系统和法院来进行市场管制的，而是通过“开放协调法”，也就是通过软法并借助管制网络来实现市场管制。这是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执行机构的缺乏，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了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双重委托——代理的关系。　　最后，笔者认为基于治理是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经验在不同文明中是可以借鉴的，于是欧盟在地区聚合方面的经验可作为中国解决中央——地方结构性问题，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参照。不过，在不同文明的经验借鉴方面，笔者认为存在着一个转译的问题，也就是在原则提炼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中国的语境以选取恰当的操作方法。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对欧盟多层次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一个较为系统的概括，补充了国内欧洲研究中对欧盟治理的欠缺;在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视野下重新地审视和分析了欧盟研究中一些焦点问题，例如欧盟的政体性质、欧盟的民主赤字以及欧盟一体化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