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的一生,主要受三种思想的影响,早年当和尚时的禅宗思想,中岁进取的儒家思想,以及晚年东下后的道家思想。在石涛思想变迁的过程中,儒家入世思想对石涛生活道路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幼遭家变”石涛被迫出家,中岁,他虽身在禅门,却并未完全专心于佛事。宣城时期的书画交往并未满足石涛的抱负,金陵不寻常的书画活动使他踌躇满志,北游可以说是石涛对入世的向往。然而随着北游遭受冷遇,石涛由积极的入世变为入世的消极。东下后,大涤堂的筹建以及“大涤子”号的启用,标志着石涛入世的最终幻灭。石涛晚年虽然改信道教,然而也只是借道家的超脱来消解精神的苦闷。这也是他无奈的选择。石涛思想变迁对他的艺术创作无疑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变迁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是潜在的,形而上的,我们很难用具体的量化标准衡量,然而更为本质。由入世到出世,石涛思想变迁的路径几乎是中国古代失意文人不二的选择,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对于清初的士人们,难道真的没有一条更好的道路,既免于“不事二主”的尴尬,又不至于逃遁到荒野落得个“贤才可惜”?或是“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的途径,即对永恒的圣学或真理的追求的途径除了依傍二者之外有没有独立的途径?至少,在石涛身上,并没有出现。凝结石涛艺术思想的《画语录》是石涛对绘画的理论探索,但也是他在入世幻灭的悲愤中悄悄完成。在公共话语被权利笼罩和垄断的清初画坛,石涛的艺术思想只是私人话语的表白。这正体现出传统“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在满清皇权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构建大一统思想时的困境:无法给石涛们以真正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