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世说新语》为素材,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思想指导,对魏晋人物品藻中所包含的生态审美意蕴进行了解读和分析。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自然生态意趣。中国古人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历来具有一种独特的东方生态智慧,那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这种智慧在魏晋士人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魏晋士人发现了自然界的美,并把自己的一往深情投入其中,与自然品题会通、相亲相融。他们在品藻人物的时候,常常用自然山水和某种景物来形象地比喻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月山川,风云雷电、林木禽鸟、珠宝玉石等自然界中的各种景观物象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美好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被魏晋士人广泛用来品题人物、描摹人格。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谡谡如劲松下风”等等,这些即是对人的品赏,也是对自然的礼赞,人与自然交相辉映,浑然合一。魏晋士人不仅注重人物美品评与自然美品赏话语上的会通,更追求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直接融为一体,相亲相乐。他们争相以与自然山水相处为乐,以与鸟畜禽鱼厮守为欢,或栖居于田园美墅,或雅聚于竹林幽谷,或畅游于名山大川,他们对大自然的依恋,已真正达到了“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境地。魏晋士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和“自来亲人”,暗合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代生态美学精神,对于我们重新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培育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人格,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态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家的“三纲五常”经由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强化逐渐成为整个封建时代几乎无法撼动的道德律。而魏晋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教相对衰敝、伦常关系相对松解的时期。魏晋士人将“自然”的观念引入社会领域,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世俗名教纲常,高扬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体价值,不仅重新发现了自我,而且重新发现了他人,特别是重新发现了妇女和儿童,开启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境界。正如《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所反映的,君王可以为臣子“驴鸣送葬”,儿子可以直呼父亲的名字,妻子可以公然狎昵自己的丈夫……这种变化,如果用辩证法的眼光去看,就会知道,是对汉朝独尊儒术的一种否定和反动,是向前的变化,是进步。它强烈地昭示了魏晋士人对虚伪名教的批判和对真实人性的追求,表现出他们渴求建立一种相互欣赏、平等对话之人伦关系的社会生态理想和历史愿望,对于我们建设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社会生态环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考察魏晋士人的精神生态旨归。人的生存,就其活生生的状态而言都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都要落实到人与自身的关系即人的个体生存上。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具有鲜明的生存论特色,追求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高度一致,力主通过审美(艺术)达到个体生存的自由与超越,实现人诗意地栖居。“魏晋风度”即为中国古代诗性人格的典型代表。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支道林养马重其神骏、放鹤归林；阮籍见邻家妇有美色,常与之共饮,醉后便眠其侧,终无他意；王子猷深夜访友,乘兴而去,兴尽而返,至门前而不入……魏晋士人以一种超物质实用和超社会常规的审美态度待人接物,平淡的生活由此脱俗而大放异彩,个体的生存于是自由而充满诗意。这种依凭人的主体创造性而开创审美化、艺术化人生境界的生存智慧,对于我们克服人为物役和人的异化,培育具有诗性智慧和审美精神的生态人格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总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魏晋士人品评人物并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立足于人的本真存在即人是一种多维关系存在,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品题会通、相亲相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欣赏、平等对话,高扬个体生存的自我超越,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美学家大力提倡的生态审美理念有诸多相通之处,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