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上帝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对于天命与上帝的比较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本文拟从生命实践与逻辑证明的角度对孔子的天命观与托马斯·阿奎那上帝观进行比较。　　在《论语》中，孔子通过“下学而上达”路径来完成对天命的证悟。“下学”指的是对日常生活之中礼制与仁德的践履，“上达”指的是上达天命。也即是通过对礼制与仁德践履，最终上达天命，完成对天命的体认。孔子对天命的这种体悟是在主客合一、天人合一的语境下来完成的。人与天命的契合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礼与仁的践行，在个体道德完成的基础上以“直观”的方式当下证悟天命的存在。这种证悟是在一种“意向性”关系中展开的，也即是在一种动态的生成意义的关系中展开的，从而达到物我两忘，人与天命融为一体，证见天命之真实与人生之真谛的境界。孔子的这种体认方式我们称为生命实践。人正是通过生命的实践与体验，在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证得生命的真谛，修得人生正果。　　在《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方式。他分别从变化、有效因、必然性根据、存在等级、目的因等五个方面来对上帝的存在展开证明。首先把待证对象“上帝”客体化、概念化，通过逻辑的归纳推理，最后从逻辑的角度得出上帝必然存在的结论。从而在“待证对象”与“证明主体”之间形成一种我与他者的关系，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完成对上帝的证明。它是一种静态意义上的证明，也即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不是在一种意向性关系中来完成的，不是一种具有创生意义的证明。这种证明方式我们称之为逻辑的证明方式，也称之为概念化的思维方式。　　本文正是从生命实践与逻辑证明这一角度出发，对孔子的天命观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观的进行比较，从两者的差异性对比分析中寻求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