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设定较晚,但涉猎甚广,在民法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论已久,法学家王利明称无权处分问题是“法学上之精灵”,其与无权代理、家事代理等制度在实务中涉猎较多,该问题之繁杂可见一斑。我国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都提到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要厘清这两个法条中看似冲突的无权处分的效力,我们应该从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别入手。在所有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交易中,都存在着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即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法律效力上,负担行为亦代表债权效力,而处分行为亦代表物权效力,这种认知在我国《物权法》中得以明确,即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理论以及实务界被广泛认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有了明确的实质性区分。要考察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就有必要明确立法者设计该制度的目的。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目是保护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这就涉及到无权处分合同与善意取得制度间的联系,也涉及若干合同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