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从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以及司法救济权的实现问题入手,在强调弱势群体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以可行能力为分析视角探讨权利从应然向实然转化的过程,从规范和经验两个方面具体论证弱势群体的实体权利实现与权利救济的困难以及两者之间的配对效应。　　 当下中国弱势群体的产生与特征有其独特性,这是由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造成的。随着弱势群体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关其特殊保护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文章将弱势群体的研究限定于法律层面,并选取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着眼点在于该理论的多维评价视角和聚焦于过程层面的考量。将可行能力作为区分弱势群体的判别标准的优点在于,可行能力强调了多维的信息评判视角,可以包容更多的信息内容,从而使得区分更加合理和可信。更进一步地,可行能力标准作为平等保护原则的运用可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措施提供正当性依据。可行能力标准同时关照了规范层面与实证层面,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同时不乏可操作性,并且能够避免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争论,可以更好地体现平等保护的原则。　　 关注弱势群体权利实现的前提性条件是承认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强调其能动性与自主选择,他必须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主体,而非被动接受的客体。实体权利的实现需要同时满足多种条件,首先需要国家的法律体系对实体权利明确规定提供一系列的保障措施,这一一般性的条件是满足了；其次是极具差异性的个人掌握的资源与个人的努力与能力等条件,弱势群体正是在这些方面的极度欠缺导致其实现实体权利的可行能力匮乏。由于弱势群体不能实现实体权利的最主要原因是遭遇了外界侵害,其最关键的改善途径便是公力救济。　　 文章仅仅关注公力救济中的司法救济一途,论证弱势群体实现司法救济权的可行能力是否存在的问题。我国法律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导致了弱势群体实现司法救济权的可行能力同样是匮乏的,弱势群体在普通生活领域与司法领域中掌握的资源与利用资源的能力是不断递减的,其实体权利实现与权利救济权实现的困难性之间存在着配对效应。导致实现司法救济权的可行能力匮乏的障碍主要有:法律对司法救济权缺乏明确确认；实体权利没有相配套的保障实现的体系；在诉讼中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诉讼的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和机会成本过于高昂；法律援助制度存在较大的问题。文章并根据这些问题简要地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文章根据可行能力的多维批判视角与过程考量两个角度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现问题进行论证,指出弱势群体在普通生活领域与司法领域中掌握的资源与利用资源的能力是不断递减的。若要使弱势群体拥有实现权利的能力以及在权利受到侵犯时寻求司法救济的能力,则必须对其提供必要的补救以弥补资源的匮乏,从而使其达致与社会上普通人相同的可行能力,这正是平等保护原则的体现与适用。将可行能力作为实施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正当性依据,能够避免在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领域中常常出现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反向歧视等问题的出现,使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正当性依据更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