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而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从1918年到1928年存在和发展了近十年时间，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和先驱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舆论的空间，大大强化了新思潮传播的力度和深度，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阵地。在其存续的10年时间里，先后由李大钊、孙伏园以及徐志摩担任主编，亦使得晨报副刊在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风格迥异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徐志摩主编时期，更是打上了“自我”的深深烙印，凸显了其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同人色彩。　　 本文在对历史资料梳理的基础上，以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仇友赤白”论战的讨论以及关于“闲话之争”的考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文化与社会互动的层面解读徐志摩的政治思想，力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和复杂性，从而重构近代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