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贸易投资规则超越传统WTO的关税减免内容,涉及环境政策、IP、劳工标准、电商、政府购买、产品标准等众多非关税领域。非关税措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早有历史,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非关税措施就已成为各国保护本国贸易的重点政策工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非关税措施超越传统的关税措施,成为各国进行贸易保护与贸易战略布局的重要途径之一和当今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壁垒。虽然以WTO为首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努力推动非关税措施的规范与协调发展,但进展甚微,以双边谈判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取而代之,成为各国协调与统筹非关税措施的主要载体。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RTA的谈判重点逐渐从关税减免转变为关税减免与移除非关税壁垒(Non-Tariff Barrier,简称NTB)并重,且对非关税措施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而参与自由贸易区构筑浪潮的中国在RTA的签署中同样遵循着这一趋势。随着RTA内容对非关税措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明确协定内非关税条款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变得愈加重要,但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自由贸易协定(FTA)及非关税措施的研究更多停留在整体层面,主要关注FTA对中国国际贸易的整体效应,或某类非关税措施对我国整体或特定行业产生的贸易影响。本文通过比较中国签订的11个FTA下的关税与非关税条款,利用2002—2016年中国与38个国家的HS2位编码下的产品双边贸易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将FTA产生的贸易效应拆分为关税效应与非关税效应,并进一步地分析了两种效应对中国发达及发展中贸易伙伴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并更细致地从产品层面分析了其对劳动、资源、技术密集型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发现,中国FTA整体贸易创造效应显著且FTA伙伴国受益更大;关税与非关税措施条款均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且因伙伴国发展水平而异,关税减免更加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非关税条款则更促进中国出口发达国家和进口发展中国家;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条款均能促进劳动、资源、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其中关税减免对技术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关税条款则更能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研究结论为我国更加积极地参与高水平FTA的谈判提供了理论依据。